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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盖的原罪》精装本于2014年9月初出版。这本书我花了12年多的时间用心打磨,是一个不断研究、写作和修改的过程。这个过程耗时如此之长,原因之一是我试图用一种新的方法叙述美国的历史故事,至少是1865年之前的故事。我试着围绕美国黑人肉体遭受的剥削、生活的动荡和家庭的破裂来讲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展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这种形式最终从田间转向工厂,又从工厂转向田间。实际上,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正是奴隶制扩张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成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我察觉出,黑人遭受的苦难与经济的发展有着确切的联系:被奴役的人们所受的折磨越多,他们生产全球所需最重要商品的效率也就越高。于是,黑人奴隶被强迫以越来越高的效率生产棉花。这些黑人所生产的棉花几乎使世界上所有的人从中受益,几乎所有人,唯独他们自己除外。

棉花地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强迫奴隶们创造出新的方法以提高劳动效率的模式,同样也应用于工厂、银行、市场和政府办公场所。奴隶主们用眼睛盯着拍卖台上的男男女女,隐形的新型金融将奴隶的身体与奴隶主的梦想和欲望捆绑在一起,也与全世界投资者的梦想和欲望捆绑在一起。奴隶制使美国变得强大,使美国白人更加富足平等。奴隶制不断地扩张,一直扩张到从印第安人和其他国家掠夺来的土地上,促使人们展开政治辩论,商讨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应采取何种措施予以应对。辩论的结果通常是奴隶制扩张主义者占得上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

数种发行量很大的出版物对本书进行了评论,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之后,《经济学人》也发表了书评。也正是这时,事情变得离奇起来。

《经济学人》的书评通常是由本领域的专家所撰写,但都是匿名的。该书评的作者(且不管是哪一位)在对本书的主题之一进行了批判的同时,语气在很多读者看来都有19世纪捍卫奴隶制的味道。本书认为对奴隶的折磨促进了棉田生产力的提高,评论人批评这一论点却仅仅基于“少数奴隶”的证词。书评作者还援引了支持奴隶制的家长式语言,认为奴隶主并不想虐待自己的奴隶,“生产力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对奴隶的善待”。于是,该评论得出结论:“巴普蒂斯特先生写的并非是客观的奴隶制历史。书中几乎所有的黑人都是受害者,几乎所有的白人都是恶人。这不是历史,而是一种宣传。”(1)

而我所宣扬的,该书评恰恰没有提到,尽管它似乎和“黑人”有关。在书评的边缘,《经济学人》添加了一张插图,图中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露皮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身着电影《为奴十二年》(2013年拍摄)中帕特茜服装的照片。杂志没有在标题中提及尼永奥的名字,而是写了“帕特茜确实是有价值的财产”。如果读者记得影片中帕特茜承受的折磨与奸污,那么他们就会琢磨这个标题究竟是证明了还是削弱了书评作者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读者很有可能会问:如果是白人奥斯卡奖得主,是否也会将他们的照片登在上面而不提及获奖者的名字?似乎露皮塔·尼永奥本人真的就是财产。

《经济学人》编辑部显然没有预料到书评发表后的反响。人们在网上嘲笑讥讽这篇书评和它的匿名作者,还有《经济学人》杂志。书评作者认为,奴隶们不应该被描述成奴隶制的牺牲者,人们因此嘲笑该作者。他们杜撰了一些讽刺的标签,像《经济学人》书评上用以讽刺将来书评的题目,比如,“从萨达姆的角度看,萨曼莎·鲍尔对库尔德人种族灭绝的剖析将更为有益”。(2)又由于这个互联网时代,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套用了“高德温法则”,唤起了人们对于希特勒和纳粹的类比:“《安妮日记》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及普通国防军士兵的心酸和苦难。”(3)《赫芬顿邮报》的资深编辑杰克·米尔金森称此评论是“一篇近乎滑稽的误导性文章”,贾梅勒·布伊则建议书评人今后不要“因为有关奴隶制的书没有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找到平衡而抨击作者。毕竟无论如何都没法在这方面找到平衡。你要么站在奴隶的一方,要么像那些失宠的历史学家一样……你不要那样”。(4)

《经济学人》不得不承认那篇评论给杂志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到24小时便将其撤下,并说:“我们后悔刊登了这篇书评,我们为此道歉。”(5)编辑们承认,“奴隶制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其中多数受害者是黑人,多数参与奴隶制的白人都是自愿的,而且都是从这种邪恶中获利的人”。(但是,《经济学人》从未向露皮塔·尼永奥致歉。他们应该向她道歉。)

《被掩盖的原罪》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经济学人》那篇臭名昭著的书评联系在一起。对很多人来讲,正是对于那位书评作者拙劣的无稽之谈的争论,才使他们听说此书,并且想读此书,或许对于象牙塔之外的读者来说尤其如此。

这种公众参与的水平当然并非史无前例,其他史学著作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并且无疑很多著作的影响力要大得多。然而,在《经济学人》的那篇书评发表之后的几个月中,人们对本书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惊喜。我在全国巡回演讲时,观众有多有少,有黑人也有白人,学术水平有高有低,有时与观众面对面,有时通过网络或广播交流。他们愿意谈论奴隶制的历史,探究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应该如何去修复其造成的恶劣影响。由于有了这种交流的机会,我无疑要感谢《经济学人》,感谢书评的作者和编辑。但是,我更要感谢读者,尤其是学术圈之外的读者。

同时,一些专业历史学者抱怨,他们的协会一直以来就将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相提并论,这一点上《被掩盖的原罪》没有什么新意。但这只说对了一部分。直到最近,研究美国奴隶制的学者还只是偶尔会考虑美国奴隶制、奴隶制经济,以及主导这种制度的奴隶主是否“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考虑这个问题时,结论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更为重要的是,前辈历史学者曾经提出过这一问题,只是提问的方式与现在不同,而不仅仅是和我的方式不同。多年以来,争论的焦点在于奴隶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现代的”,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劳动力”(即奴隶)的关系是否使他们与19世纪的工业世界不相兼容,格格不入。(6)

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英格尔曼和嘉文·赖特等,在著作中曾引经据典,但除了这些学者的著作,《被掩盖的原罪》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很少被历史学者们所讨论:从生产方式上讲,南方的经济是否属于“资本主义”。(7)对于这样的问题,甚至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都没有考虑过奴隶制下的基本生产活动,即种植、收获棉花和其他商品作物,是否代表与传统劳动方式的分野,就像一系列现代机械颠覆性地取代了纺锤和手工纺织机,从而成就了现代的纺织工厂。他们根据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到亚当·斯密,假设奴隶的劳动力稳定。尽管奴隶给奴隶主带来了利润,但他们还是认为奴隶并不具有现代特征,没有创新,并未曾积极地提高劳动生产率。(8)

然而,一些来自加勒比和其他地区的学者另辟蹊径,多年来一直认为,1800年之前新大陆的甘蔗种植园就是工业技术的实验场,也是金融积累的来源,他们使得英国的工业体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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