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峡谷”的神经可塑性作用

神经可塑性的作用可以来自任何重复的经验，这是一种自然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将获得有害还是有益的结果。然而，由于我们很多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遵循着自己的习惯模式，所以我们实际上选择的是让自己无意识的习惯和行为模式来推动我们大多数的重复经历。

重要的是，所有的重复性习惯模式（包括思考脑的习惯、担忧、计划待办事项、幻想以及对照他人比较自己等）都会对我们大脑的功能和结构产生实质影响。这些习惯同样可以提高我们身心系统的应激唤醒水平。因此，当我们让这些习以为常的思考脑习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反复发生时，它们实际上会妨碍我们的自我调节、态势感知甚至我们的幸福感。

对于这些常见的“大峡谷”，我们可能会认为它们“没那么糟糕”，但它们实际上会对我们的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不良影响。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我们会走神。毫无意外的是，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走神与注意力缺失及表现水平下降有关。[19]特别是在高压行业中（例如，一个士兵独自在人群中搜寻并定位可能的恐怖分子，或者消防员要时刻留意风向的细微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山火蔓延的方向即将改变），注意力缺失甚至是致命的。注意力缺失也会削弱我们获取和了解实时反馈的能力，影响我们及时调整行动或采取纠正措施的能力。

士兵有时会对我说：“没关系，我在开车去工作或列队时能够留心检查，但当我不在海外巡逻时，如果有糟糕的事情发生，我也会留意的。”然而，神经可塑性却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没错，他们可能在第一次巡逻时十分警觉，因为肾上腺素会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这种默认的惯性思维模式之后，他们很有可能会在连续数日巡逻同一个村庄之后变得自满起来，回归默认的惯性模式。我们越是强调惯性思维，就越有可能走神，哪怕在集中注意力相当重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此外，即使我们集中注意力不会直接产生性命攸关的后果，但习惯性走神还是会让生存脑付出相当不幸的代价。神经科学家马修·基林斯沃思（Matthew Killingsworth）和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制作了一款经验取样应用程序，该程序可以在任意时刻通过受试者的智能手机与他们进行联系，通过“突击测试”询问他们当前的活动、情绪和走神情况。他们对2 25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研究，每个人都收到了50道突击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无论他们在做什么，走神情况都十分普遍。[20]在突击问题中，47%的受试者表示他们当时想到的并非正在进行中的活动。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手头的事情对他们是否走神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每一项单独进行的活动中（做爱除外），至少有30%的人表示他们并没有想着自己当下所做的事情。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人们抱怨说，和全情投入工作相比，他们走神时更不开心，而且在所有的活动中都是如此——哪怕他们做的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让人惊讶的是，无论我们的思绪飘向何方，这一发现都是成立的。当然，我们不难理解人们会走神去想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他们会担心，这可能会让他们比全情投入工作的人更加不开心。尽管如此，与全情投入工作相比，当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上时，比如幻想或愉快的回忆，人们仍然会表示自己不够快乐。

总的来说，人们在回答突击问题时头脑中想的东西比他们手头在做的事情更能够反映他们的幸福感。之前的研究表明，负面情绪会导致走神，而这项研究则表明，走神也会导致负面情绪。这是怎样的恶性循环啊！[21]

“多任务处理”是与思考脑及生存脑之间的同盟关系相抵触的思考脑的第二个常见习惯。我之所以给它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只有在高度自动化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多任务处理，比如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对于需要思考脑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多任务处理——相反，我们实际上是在不停切换任务，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因此，尽管我们可能会在主观上认为自己同时在做两件事，但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在快速来回切换。与一次只专注于一件事相比，这种做法对技巧和准确性的要求都低得多。

例如，在阅读教科书的同时使用即时通信工具的大学生阅读文章的时间（不包括使用即时通信工具的时间）比单纯阅读的学生所需时间长25%。[22]同样，一项研究在两周内跟踪了27名微软员工的工作模式。[23]研究人员发现，当一名员工为了回复电子邮件而打断自己的主要任务时，他转移注意力的平均时长为10分钟，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回复这封邮件，在回到主要任务之前，他还会反复使用其他几个应用程序。[24]这样的分神有时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其他研究表明，那些为了回复电子邮件而打断工作流程的人尽管工作速度可能更快，但也会感受到更多压力、挫败感和时间压力。

同样，开车时使用手机的司机反应较慢，闯红灯概率更高，同时很难不偏离自己的车道，也很难保持适当的车距。一项针对56 000名汽车司机的观察研究发现，开车时打电话的司机无法在十字路口及时制动的可能性要比不打电话的司机高出两倍以上。[25]这些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开车的司机……比酒精摄入量达到法定酒精中毒标准的人更可怕。”

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媒体多任务处理成了许多人的主要工作习惯。频繁查看社交媒体消息或电子邮件的刺激会让我们分泌少量多巴胺（与大脑激励系统有关的神经递质），而它会让我们成瘾。（大多数人平均每天查看智能手机150次，也就是每6分钟一次。[26]）多巴胺的激增不仅让我们感觉良好，它同时还增加了我们的自信，让我们相信自己是高效的多任务处理者，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习惯。多巴胺的激增也可能会让我们过于乐观，因此我们会在完成当前任务时变得不那么谨慎，更容易犯错。

然而，一旦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去适应多任务处理的“大峡谷”以及我们的手机发出的电子邮件或短信提示音，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试图专注于某项主要任务时，我们会感到无聊或不安。因此，经常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人更容易冲动和寻求刺激。[27]换句话说，多任务处理导致了第1章里提到的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神经生物学特性与现代世界的错配。

尽管很多人表示，多任务处理让他们变得更高效，但实证研究显示的结果并非如此。一项研究对人们可以同时从事多少任务进行了评估，并且测试了他们在三种认知方面的表现。[28]研究者测评了这些人集中注意力和忽略无关信息的能力、在不同类别任务中快速且准确切换的能力，以及记住之前看过的一串字母的能力，也就是他们的记忆力。在这三种认知控制任务中，与多任务处理程度低的受试者相比，媒体多任务处理程度高的受试者的表现较差。多任务处理程度高的受试者的任务切换速度实际上比多任务处理程度低的受试者更慢！

另一项相关研究要求300名受试者评估自己的多任务处理频率，以及他们在这方面所自认为的能力，接着再完成一项多任务处理测试。[29]多任务处理程度高的受试者的工作记忆能力较低，同时更容易冲动和寻求刺激。同时，他们也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多任务处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