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的慢性压力与创伤对于我们当前决策的影响

发展性创伤、不安全型依恋和儿童期不良经历增大了人们在日后经历冲击性创伤的可能性。正如上一章里提到的研究解释的那样，有多种因素导致了这种风险的增加。首先，来自这种成长环境的人更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神经感知，因此他们可能会认为实际上危险的情形是“安全的”，反之亦然。他们可能也难以做出正确的决定，抑制冲动。例如，他们可能会通过成瘾行为来解决问题，而这会助长一系列高风险的选择。

其次，他们也更容易被应激唤醒水平高的环境所吸引，甚至对此成瘾，因为他们的生存脑、神经系统和身体对这样的环境相对熟悉。因此，他们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寻求能带来肾上腺素和内啡肽激增的人际关系、活动和环境，他们需要用这些物质来让自己感到平静，有掌控力。通常，这样的身心系统渴望的是危机和紧急事件。因此，他们可能会寻找一系列认可他们“肾上腺素瘾君子”嗜好行为的个人和职业环境。

例如，最近的研究显示，加入美国陆军的士兵中，创伤后应激障碍、恐慌症、多动症和间歇性狂暴障碍（IED）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考虑到全志愿兵役制时期在美国军队服役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经历过儿童期不良经历，因此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惊讶。[10]值得注意的是，8%的士兵在入伍时患有间歇性狂暴障碍（其特征是患者无法控制愤怒攻击），他们在入伍前的患病率几乎是普通公民的6倍。此外，在当前符合精神健康障碍标准的士兵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入伍前，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至少患有一种精神障碍疾病。尽管其中一些士兵可能是为了逃避虐待、暴力或不正常的家庭环境而入伍的，但另一些人则可能是为了追求这样的环境而当兵的，因为他们高度应激的状态十分符合这种环境的职业要求。

发展性创伤和儿童期不良经历增加日后冲击性创伤风险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这些人可能会陷入无意识的创伤再现循环，就像我一样。正如第7章解释的那样，来自这种成长环境的人在成年后更有可能再次遭遇虐待和暴力或虐待他人，而这增加了他们陷入冲击性创伤环境的风险。例如，ACE得分为4分或更高的女性成年后被强奸的风险是没有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女性的6倍。[11]同样，和非暴力罪犯相比，暴力罪犯在童年时期直接接触暴力的可能性更高。

然而，重要的是，发展性创伤和儿童期不良经历不仅增加了日后经历冲击性创伤的可能性，而且还提高了受到冲击性创伤之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其他与压力相关的生理或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在创伤事件中出现僵硬反应，这被临床医生称为围创伤期解离（peritraumatic dissociation），已经被证明是日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应激性疾患的最大单一预测因素。[12]而且，正如前一节的例子所表明的，耐受窗狭窄（或变窄）的人比耐受窗较宽的人更容易在冲击性创伤中出现僵硬反应。

例如，并非每一个经历过机动车事故的人都会患上鞭击综合征。像马丁这样经历过机动车事故的人会出现一系列症状，包括背部和颈部的脊椎痛、耳朵和下巴疼痛、头痛以及手臂麻木和刺痛等。他们还可能出现神经方面的症状，比如视力模糊、耳鸣、眩晕、记忆力和注意力问题等。最终，他们可能会出现多种创伤后应激症状，包括噩梦、过度警觉、过度惊吓反应、易怒，甚至会对开车或其他事故相关的线索感到焦虑或恐慌。[13]通常，这些症状需要几天或几周的时间来发展和恶化。实际上，马丁的很多症状都属于常规的鞭击综合征的一部分。

研究表明，鞭击综合征和事故发生的速度、撞车的暴力程度或车辆的损伤无关。马丁的轻微车祸表明，创伤并不存在于事件之中，而是存在于经历该事件的身心系统之中。例如，赛车手和撞车大赛选手在撞车后有时会感到轻微的颈部疼痛，但他们一般不会表现出其他鞭击症状。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在赛车时是觉得自己有掌控力的，而这减少了他们遭受创伤的可能性。

罗伯特·斯卡尔（Robert Scaer）是一位神经病学家，他曾治疗过500多名经历过机动车事故的患者。他发现，最终发展出鞭击综合征的患者与他们之前的发展性或关系型创伤存在密切联系。[14]在他的实践中，事故之后出现长期或严重鞭击症状的最有力的预测因素包括：经历过身体或性虐待，难产，强化治疗，童年时父母酗酒，成年时经历歧视、骚扰或其他关系型创伤。

在我们的一对一面谈中，我从来没有问过马丁早年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想将我们有限的时间都集中在教他如何支持自己的生存脑彻底恢复上。然而这些数据表明，马丁很可能也度过了一个充满压力的童年。即便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不为我们所知，但马丁的症状确实表明他曾在轻微车祸中遭遇了冲击性创伤。

此外，针对有过儿童期不良经历且从事高压职业的人士的实证研究也多了起来。在这种研究中不出所料的是，一个人经历的儿童期不良经历越多，在遭遇冲击性创伤或高压工作事件之后，这个人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也更为持久。

例如，几项针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军人及退伍军人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有过童年的不幸经历。[15]有过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军人在经历了战斗、军事部署或其他高压工作事件之后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焦虑症以及滥用酒精或药物的风险都更大。

几项关于医护人员和警察的研究反映了类似的模式：那些有过儿童期不良经历的人在工作中遭遇威胁或创伤性事件之后表现出了更严重的生理和情绪反应。[16]他们面临的在今后生活中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风险也更大。一项研究甚至将儿童期不良经历和警察自杀联系了起来。

当然，由于马丁是急救人员，他的故事也为针对高压职业者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案例。经历车祸之后，马丁的耐受窗缩小了。现在，在预计自己的工作会出现压力，也就是即将到来的检查的情况下，他在身体和情绪方面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症状。由于事故使自己的隐性记忆系统受损，因此他的生存脑对于与即将到来的驾驶再认证有关的任何线索都异常敏感。实际上，马丁的许多新症状特别是噩梦都是点燃效应的证据，而身体和情绪方面越来越多的症状可能都源自他对即将到来的驾驶考试的焦虑。

冲击性创伤之后产生的有害后果的严重与持久程度与我们在恢复过程中所拥有的内外资源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具备较宽的耐受窗的人可以提供内部资源帮助我们从创伤事件中恢复，拥有大量的现金储备、稳定的收入、制度上的权利或支持性的人际关系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外部资源。

相反，对缺乏内外资源的人来说，冲击性创伤之后的有害影响往往更加持久。我已经探讨了缩小的耐受窗是如何导致这一结果的，但这个结果也更有可能在我们缺少社会、制度和经济方面的资源时产生。

例如，飓风“哈维”袭击美国休斯敦一年之后，那些最为脆弱和贫困的社区几乎没有恢复的迹象；许多居民依然居住在霉菌滋生的地方，住在拖车里或者在自己的房子维修期间与别人住在一起。[17]飓风过去一年后，和休斯敦的白人相比，有2倍多的黑人和3倍多的拉美裔居民表示自己的家园依然不够安全，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