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发展

中国政治学学科自1949年以来走过了70年的成长历程，学科发展的70年镶嵌在中国政治发展的70年当中，其间有转型调适、有曲折沉寂、有恢复发展，直到今天的繁荣兴旺。

（一）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学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学科处在新旧交替的敏感阶段，一方面承袭了1949年之前各个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基本格局，同时对学科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改造。据1949年的统计，之前设有政治学系的高校共有34所，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等，约有教师193人，在校学生1552人。[9]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此时已经具备一定的学科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军事管理委员会陆续接管各大高校后，采用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方案，保留政治学系和专业，正常教学和招生。然而，官方和学者们也认识到旧时的政治学学科设置和教学研究内容存在诸多不合时宜之处，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第一，调整课程体系。1950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要求“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还规定“各系课程应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和长期的需要”。[10]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些政治学课程非但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贡献，并且其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被视为对新政权的威胁，因此部分原有的政治学课程被废除，[11]增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第二，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共同纲领》规定：“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12]。政府就此开办军政大学和各类培训班推动政治学习运动，并在整个教育系统推广。据统计，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参加了改造学习。[13]改造旧的知识系统，保证学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人才培养目标的应用型转向。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强调，“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14]。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不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转向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50年复旦大学率先提出，政治学为新中国培养行政、外交和研究工作三种干部，此后又提出培养中小学的师资队伍。1949年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和1950年设置的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等都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活动的现实需要。

第四，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为了打造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符合社会主义体制要求的学科体系，1952年教育部拉开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其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单科性专门学院，整顿综合性大学。经院系调整，全国在校文科生从33.1%降为14.9%，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类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15]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经济建设结合不紧密的政治学学科被逐步取消。[16]首轮调整后，设有政治学系的大学仅剩中山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四所，共有学生271人。原来的政治学系大多被撤并到新建的政法学院，融合到“国家与法”的苏联式学科体系当中。当时政治学学科实力较强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政治学系分别被合并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政治学系也被移至中南政法学院。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学学科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有关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终结，原来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国家与法的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继续从事与政治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换言之，院系调整后的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转入或渗入了其他相关的学科领域。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与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新形势，特别是适应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政治学学科得到一次新的调整。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重新开设政治学系，不久更名为国际政治系。北京大学主要负责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复旦大学侧重西欧北美的政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聚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区域性研究所（室）纷纷成立，例如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吉林大学的“朝鲜研究室”、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复旦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室”等。这种学科布局具有明显的国家规划色彩和实用导向，继续体现了学科发展服务国家建设的核心定位。这一时期，为适应研究国外和国际问题的需要，一批西方经典政治学著作相继翻译出版，包括穆勒的《论自由》（1959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963年）、洛克的《政府论》（1963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1965年），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处于停滞状态，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中断。政治学发展受到严重压制，政治学学者被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关于大学教育和学科恢复的讨论渐起，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科研首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学科也得到缓慢的复苏。1970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恢复招生，1974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设立政治理论教研室，1977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政治学会，经过这些尝试，政治学获得了少许的发展空间。

（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学科发展

政治学学科的恢复重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体现。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做总结发言，提出政治学要“补课”。邓小平的论断为政治学、社会学等过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学科平了反，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9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政治学座谈会，来自教育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二十余位政治学学者参加，包括张友渔、吴恩裕、龚祥瑞、高天、赵宝煦等。会议讨论了发展政治学的必要性、政治学的概念和定义、研究任务和范围、研究方法、教学工作、成立学术团体以及政治学研究所组织结构七个方面问题。[17]这是时隔近三十年后，国内首次举办讨论和规划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会议。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组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相继成立，为政治学进一步走向实体化和建制化做准备。与此同时，各个高校的政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性的政治学团体也开始纷纷恢复或建立，例如，1979年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率先招收“中外政治思想史”硕士；1980年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