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学“补课”与外来思想冲击

本节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综述比较政治研究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在思想上、视野上、议题上等方面冲击既有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探讨改革开放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积累和主要成果。



一 改革开放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启动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补课。此后，政治学科得以在学术和教育领域中恢复并快速发展。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1981年委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第一届政治学讲习班。王邦佐先生指出，这个讲习班的举办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8]当时虽然还有没有“比较政治学”的课程或专业名称，但是对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政治制度、西方政治等的教学和研究，本身就为比较政治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8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组织编印的《政治学参考资料》主要介绍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和欧美的经典政治学理论著作，很少有专门的比较政治学论著。以1987年上海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名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为标志，一批比较政治学理论著作和教科书开始被陆续引进国内。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的政治学研究开始了“行为主义”革命，从形式—法律研究转向政治行为研究，多元主义是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定量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广泛应用，只有少部分学者从历史—结构的角度依旧关注国家权力的重要作用。因此，80年代引进的这些比较政治学论著以反映60—80年代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后比较政治研究理论和方法为主，对当时中国政治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不过，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理论译介多，本土的实证研究少，严格来说没有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有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术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重新开眼看世界，中国开始改善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同时各地区经济发展亟须引进外资。这些变化为开展外国研究提出了需求。同时，政治学教育和学术体系的重启，为开展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空间和资源。

整个20世纪80年代，虽然被“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学人积极“补课”，但由于开展外国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的欠缺，以及比较方法论训练不足，他们并没有做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比较政治研究成果。不过，他们对政治学思想启蒙和引介现代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国外学术著作译介与思想冲击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阿尔蒙德、奇尔科特、迈耶、威亚尔达等西方比较政治学著名学者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为比较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由宁骚主持出版的“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这些被译介的作品，多数是欧美政治学系流行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例如阿尔蒙德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比较政治》《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奇尔科特著《比较政治学理论》，迈耶著《比较政治学》，以及威亚尔达著《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扎哈里亚迪斯著《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等。有的是带有特定主题的理论著作或论文集，例如威亚尔达著《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非西方发展理论：全球趋势与地方规范》和《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奥唐奈著《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等。还有一类是重要地区或国别的政治研究通论性著作，例如考克瑟等著《当代英国政治》，施密特、谢利等著《美国政府与政治》，芬斯顿著《东南亚政府与政治》，托多夫著《非洲政府与政治》等。

此外，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出版了巴林顿·摩尔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阿尔蒙德著《公民文化》、亨廷顿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经合组织秘书处主编《危机中的福利国家》等重要作品。1988年成立的东方编译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合作编辑出版“东方编译所译丛”，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与中国的比较分析》《现代化的政治》《民主的模式》《国家与权力》《民主与再分配》《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等一大批专题性的比较政治研究著作。

随着大量西方经典政治学家的作品被译介和解读，比较政治的学术热潮逐渐形成，带动了比较政治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2004年宁骚主编的“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是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第一套学术辑刊。而2010年12月创刊、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办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是国内第一本以“比较政治学”命名的学术辑刊。随着比较政治学进一步发展，一些重点大学增设了以“比较政治学”为名称的系别或研究机构，比较政治学被列为高等院校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政治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以“比较政治学”为主题的学会会议在全国各地陆续召开。中国政治学界知名的学术期刊，如《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社会科学》等也相继开辟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板块。中国人民大学的《比较政治评论》、上海师范大学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通讯》《国外政治学前沿摘编》《比较政治学前沿》《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等集刊逐步创立，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研究数据库网站“比较政治研究网”及其电子期刊《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已开通运营。



三 地区与国别研究再兴起


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战争和冷战催生了地区与国别研究，包括对欧洲、东亚、南亚、俄罗斯、中国、拉美和非洲的研究。地区与国别研究主要是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和对外军事行动服务的，具有综合性、跨学科和政策应用导向的特点。在中国，地区与国别研究最早是由于冷战时期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战略所要求的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同时，由于中国地处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因此也需要开展周边研究，例如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南亚等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东南亚研究就有了专门的研究建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为了改善国内的发展环境，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此亟须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同时，由于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中国对处于东西方冷战前沿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也亟须了解政治经济综合信息。此外，按照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国乃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成员，也需要了解亚非拉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因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中心，加上主要大学机构，中国在80年代初重建或新建了一些重点地区与国别的研究机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配合国家外交战略的布局，亚非拉地区与国别研究得以开展。东南亚研究、日本研究、南亚研究、拉美研究、西亚非洲研究由于当时外交政策的需要而得到政府的重视，有关的研究机构建立起来了。1960年《东南亚研究资料》在暨南大学出版，1979年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