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一 对象与范围：视野的拓展与新领域的开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处于复兴的初始阶段，其研究对象和方法很自然地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徐大同等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上述三项内容中的重点，徐著又强调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11]

徐著写作和出版恰在改革开放伊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理刚刚起步不久，其主张带有些许时代的局限在所难免。若抛开这些局限，我们仍能看出这一认识对萧公权所开创的学科传统的承续，只是在徐著这里，“政治学之观点”的前面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这一限定用语。当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颇为活跃的刘泽华，虽不反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但却从人与自然、阶级调和、社会规范的公共性等角度，提出许多思想现象具有“超阶级”特征，认为“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命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刘泽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实际上也包含着对“采政治学之观点”这一传统典范的质疑和修正。在刘泽华看来，以现代政治学议题裁定研究内容，会导致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像广角镜那样，从多方面着眼，用多头并进的方式开展”，应该将天人关系、历史观等政治哲学问题，社会模式理论，治国的方略与政策，伦理道德问题，以及政治实施理论和政治权术理论纳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12]在稍后一篇论文中，刘泽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指出就是要“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13]。

正如前文所述，对萧公权以政治学议题框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台湾学者王云五曾表达含蓄的质疑。虽然这种质疑的立足点也是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但却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可行的纠偏方法，所做的只是尽量将“客观数据呈现于读者眼前”。刘泽华的质疑却是出于其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思想整体特点的独特认知，带有明显的理论自觉性质。在刘泽华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利益问题“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政治权力“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14]，相应地，中国古代思想家也都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思考，天与人、人与人的关系等这些看似与政治牵涉很少的论题，在他们特殊的思维模式下，都成为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15]

强调研究对象的选择应优先考虑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特别是会降低对研究者政治学知识素养的要求，可能会造成研究作品政治学色彩相对淡薄的后果，引发学科归属上的困惑。某种理论框架的引入固然可以引生新的问题意识，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但决定这些问题意识“真伪”或研究价值的，不是理论分析框架，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简单地按照政治学的议程选择研究对象，不仅有可能忽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重大思想议题，还可能形成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这会使很多问题的研究滞留在浅表层面，难以深入作为其理论与逻辑基础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维等领域。

正因为以本身固有问题来确定研究对象，逐渐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才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选题视野的急剧拓展，这不仅表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更表现为政治文化传统这一全新领域的开拓，而该领域研究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清楚地表明“采政治学之观点”与充分观照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政治文化原本是现代政治学开创的研究领域。阿尔蒙德的经典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后，该领域的研究才在中国逐渐兴起。但是政治文化研究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依据“刺激—反应”理论，采取抽样调查等实证方法，其研究必须以样本的现实存在为前提，难以在历史研究领域运用。20世纪80年代末，刘泽华及其合作者开始尝试将政治文化重新定义为“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并发表长文呼吁开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16]

所谓“文化政治化”，一则指政治制度和体制形成的文化环境，二则指制度和政治主体行为动力中的文化因素；而“政治文化化”，则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对文化的影响和形塑作用。显然，这两个概念灵活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互动关系等理论，也借用了政治社会化等现代政治学理论，为将政治文化概念引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通道，可以说是移植欧美学术概念、切实做到洋为中用的成功范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很少涉及的问题，如政治思维定式、圣王崇拜、君权合法性、权威类型、政权与教权关系、精英群体的政治人格、皇帝名号的政治文化含义、臣民文化、巫术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等，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甚至成为新的热点问题，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已经列出的葛荃、杨阳、陈侃理等人的著作外，还有张分田的《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张星久的《“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等力作。



二 主角和议题的复位：体例创新与学科自觉


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政治哲学研究的繁荣，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也改变了以往的编撰体例和叙事方式。如前文所揭，民国时，杨幼炯曾提出“编年体”“列传体”“学说体”三种体例，在此后数十年的实际编写中，大多数著作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列出章节，再将重要思想家的思想评介列入。这种“列传体”通行或独大的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得以改变。1991年，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19个重要问题一一列出，作为各章题目，分别阐述，从此“问题体”或“思潮体”亦成为重要的编撰体例形式。

编撰方式的创新，还显著地表现在通史的编撰上。1996年，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3卷本）采取了“问题体”与“列传体”相结合的编撰方式。虽然该书各章节仍主要以评介思想家个人思想为中心，但在这之前或之后，多有概述性质的章节，对该时期政治思想的主要问题、特点及演进趋势做出纲领性的论述。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以6章篇幅讲述西汉政治思想，首章将陆贾、贾谊、《礼记》、晁错、《淮南子》等西汉初期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思想统合于对西汉帝国的“政治设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