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政治思想史研究Ⅱ：西方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教学与研究，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西方政治思想学科的研究越来越规范。从政治思想学科的结构与要素的角度来看，政治思想学科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师资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政治思想的教学与研究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对象逐步拓展，研究方法越来越科学。



第一节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发展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经历了从边缘化到不断走向繁荣的历程。经过几代学人辛勤耕耘，西方政治思想学科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发展体系、学术研究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学术交流机制和学科话语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同时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以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学恢复重建为节点，结合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我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大致区分为两个阶段，即奠基与萌芽阶段、创立与发展阶段。



一 奠基与萌芽阶段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全社会的确立，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形成了新的特点，但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体系性影响。1952年院系调整后，政治学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通过学习苏联模式，政治学的部分内容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下得以延续，政治思想史也以“政治学说史”的名义置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与历史”的范畴归属于法学门类。1953年，苏联专家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设“西方政治学说史”课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门人才。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吴恩裕和徐大同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到1961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国际政治系，虽然此时政治学学科仍未恢复，但西方政治思想史恢复了其作为政治学理论发展史的本来地位，结束了长期依附于法学的状况。

虽然政治学的取消给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困难，但西方政治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未完全中断。这一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学科也有一些明显的发展。一是译介了一批苏联有代表性的政治学说史教材。比如，《政治学说史提纲》[2]、《政治学说史（简明教程）》[3]、《政治学说史》[4]（法律出版社1959—1961年版）、《政治学说史》（法律出版社1962年版）[5]等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对早期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一些西方政治思想的名著先后在中国翻译出版，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密尔的《论自由》，等等。

应该看到，早期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受苏联专家的影响，他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讲授内容为“国家与法的理论”。他们讲授的政治学说史，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西方政治学说和俄国政治学说三个组成部分，同时，他们非常重视中国的实际。[6]这实际上为后来政治思想进一步区分为西方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创立与发展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学开始了恢复重建工作。中国政治学开始恢复重建，也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1979年，徐大同在天津师范大学招收了第一届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生，1980年由徐大同和朱一涛合作撰写的《西方政治思想教学大纲》在《天津师院学报》上分三期连载发表，标志着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思想学科的正式恢复。

西方政治思想学科在人才培养和教材体系等方面的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支撑。1982年受教育部委托，天津师范大学举办了“西方政治思想”教师进修班。徐大同、岳麟章、杜汝楫、刘绍贤、何汝壁等一批学者开始大量培养学生，使学科队伍不断壮大。1985年2月，由徐大同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院校参与的教育部统编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出版，[7]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我国学者独立编写的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专业教材。2011年，由徐大同、高建、张桂琳担任首席专家的“马工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出版。[8]在这期间，有大量非常有特色的教材先后出版，丰富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1992年以后，一批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为主的硕士点、博士点得以建立。1996年天津师范大学获批设立中外政治学说博士点，成为国内唯一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为主的博士点。其他大学也分别设立了专门的学科点，或者是在政治学理论的学科点也设置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方向。

学科创立和发展的标志是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问世。这些成就大多集中于两大方面。一个是译作的出版。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高峰。西方主要的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开始成批量地被翻译过来，很多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基雅维里、杜威等人，都有全集翻译过来，这极大地推进了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另一个是研究作品的出版。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人物为中心，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的思想家进行深入的研究；二是对政治观念、政治理论等专题进行研究；三是对政治思潮进行研究。同时，一些重点反映学术研究特点和成果的系列成果逐渐丰富起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专门设立了西方政治思想部分，由徐大同担任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辞典》[9]出版。西方政治思想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深化。值得一提的是，从2003年9月开始，中国政法大学与天津师范大学一直联合举办西方政治思想的讲习班和研讨会，至今已经举行了16届，对于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研究“中、西、马”三大主题都得以确立，尤其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当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这是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保障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不断发展。

在学科平台建设方面，专业刊物、学术辑刊以及个别刊物的学术专栏为西方政治思想学术交流开辟了园地。除了《政治学研究》继续刊发一些高质量的西方政治思想论文外，各种学术辑刊逐渐成为刊发西方政治思想论文的重要载体。比如，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思想史研究辑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一些学术刊物，如2002年《浙江学刊》开辟了西方政治思想专栏，主要刊发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有关的论文。在主办“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的基础上，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于2010年创办《政治思想史》杂志，并在2017年进入CSSCI来源扩展期刊，成为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阵地。

中共十八大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继续发展，并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