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外政治学科学方法的学习、运用与反思

一 介绍国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努力


自政治学恢复以来，国内对西方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介绍逐渐深化和成熟。几乎对每个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都有详细的介绍和讨论。[43]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概念构建、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法、社会调查法、政治实验法等方面都有专门的深入讨论。有代表性的方法译著系列包括重庆大学出版社的“万卷方法系列”以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吴晓刚教授主编的“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丛书。国外出版的专门讨论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44]

在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培训上，与国外的合作逐渐增多。比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已经连续八年举办中国政治科学研究与方法工作坊，促进海内外学者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交流以及研究的完善。从2006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与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联合举办了首届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以推进对青年政治学教师研究方法的培训，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并于2010年得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际政治及社会研究联盟”（ICPSR）的全力支持，平均每届有上百名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其中。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学院自2006年起举办了多次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暑期课程培训班。其余的政治学方法培训班主要包括杜克大学—中山大学政治学博弈论方法暑期研讨会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国务学院举办的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



二 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现状


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包括案例分析、历史分析和参与式观察，运用得比较普遍，尤其在基层治理方面。随着基层自治实践的发展，对村民自治的实证研究有了重大发展，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村民自治研究”专栏以及1999年第2期关于村民自治的文章集中展示了这方面案例研究的成果。单案例研究与案例比较被广泛运用到了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的研究当中。[45]

从方法的具体运用来看，案例研究中对案例选择的讨论往往比较少。案例分析是针对一个或少数几个案例开展的旨在加深对案例母体理解的精细（intensive）研究。与人类学不同，政治科学基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案例的研究或多或少都要追求一定程度的外推性，因此对案例属性的说明是案例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同时，在开展比较时，比较政治学常见的案例比较策略的运用在中国政治学还有较大的空间。[46]蔡晓莉（Lily Tsai）关于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案例研究被认为是科学严谨地选择案例开展比较研究的典范。她综合运用了“最相似案例”比较和“最大差异案例”比较方法，在福建、河北、江西三省各选择了一对最相似的村。每个省这一对村在除了关键解释变量“团结群体”（solidary groups）之外都比较相似，但在被解释变量“政府公共产品提供”上存在差异。从这三对“最相似案例”比较中可以得出政府公共产品提供的差异主要源自有无“团结群体”[47]的差异。根据既有理论，研究中的主要竞争性假设为正式的民主制度，比如村委会选举质量，是影响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因素。通过选择在“村委会选举质量”上类似但在政府公共服务有差异的村，研究者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除了“最相似案例”比较，研究者还比较了“最大差异案例”，这些村除了都有“团结群体”这一共同点之外，在其他变量上差异都较大，但在结果变量，即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上，都比较好，这进一步支持了“团结群体”与政府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这种巧妙的设计大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及其构建理论的说服力。



三 定量及前沿政治学方法的运用现状


中国政治学研究运用的定量及前沿方法主要包括基于社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法、实验法以及大数据方法。1980年政治学学科恢复后，第一个关于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概率抽样调查于1988年、1989年在北京展开。[48]第一次全国性的关于公民政治态度的抽样调查“人的现代化”，于1990—1991年在24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后来这一调查逐步发展为全球性的政治态度调查。第一个研究中国农村政治的概率抽样调查“中国地方政府和政治经济的四县研究”则在1990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合作完成，研究主题包括地方干部和群众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以及影响他们态度的原因。[49]在国内期刊《政治学研究》上第一篇基于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86年。[50]依据成立的先后顺序（见后附括号），国内主要的学术调查研究机构包括但不局限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86年）、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1990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09年）。

在过去三十年间，海内外政治学领域学者与国内学术调查机构合作在农村选举、政治态度、政治参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领域开展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丰硕的研究成果。[51]其中大部分是单时（one-shot）调查和以面访形式收集数据，也有部分调查是跟踪研究（panel studies）、历时调查（longitudinal survey）以及以电话访谈、自填问卷、计算机辅助调查等形式采集收据。比如，在底特律地区调查（DAS）和NORC的综合社会调查（GSS）标杆影响下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开展的北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调查（Beijing Area Study,BAS）就是高质量的历时调查。自2003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每年对全国10000多户家庭进行一次横截面调查。跟踪调查方面有代表性的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这次调查也是国内首次将计算机辅助面访技术应用于全国性调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ese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于2012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性调查，并在2014年和2016年完成了两轮追踪调查。在访问对象上，除了普通大众，在民营企业家和地方干部的调查上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研究中国政治的概率抽样调查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大积累，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方法做出了许多贡献，立足于中国现实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由于流动人口的激增，社会调查传统使用的基于户口信息的抽样框会带来较大的覆盖误差，因此激发了抽样框从户口信息向地理信息框的过渡，并有效降低了覆盖误差和由于“人户分离”带来的单元无应答率，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同时推动了理论的发展。比如，基于地理信息框的调查在流动人口的收入、社交网络以及纠纷处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