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访谈录(8)

杨：“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学家表现其现实关怀的结果，有造福社会，也有危害社会的可能。造福还是危害，根本上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能够顺应并且把握住时代前进的主流和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方法。我们固然无法要求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能够把握住时代前进的主流和精神，但是，历史学之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社会科学，恰恰在于它通常并不具有政治学、经济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那种操作性。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或是非正误的历史评判，充其量不过是建立在严格的史实研究基础上的一种事实判断，它不仅不会对现实社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和影响，而且根本上也只能是在其专业技术范围内的一种现实关怀。你可以拿自己的研究来注释现实，但我相信没有了过去那种政治氛围和领导人的偏好之后，这种简单化的直接注释能够产生多大的效力，颇引人怀疑。其实，现在的中共党史论文和论著，相当多数仍旧在重复着这种简单的直接注释和解读现实的工作。问题是，有多少学界中人会把它们看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呢？因此，我想对于这类问题大可不必担心。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学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不怕学者逾矩。现在需要担心的，倒是有太多的学者因为怕逾矩，坚持不越雷池半步，害怕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某种现实关怀的倾向，而被学界中人指为媚俗。

我还是那句话，人是思想的动物，人活在现世，就应当让自己活得明白些。历史学家不仅有必要让自己活得明白些，而且有责任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通过最有助于人们理解的语言文字乃至图像形式，把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观点，传播开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活得明白些。

（本文原载2002年5月17日《中华读书报》。采访者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