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锋思潮的前引：对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追溯

是什么原因注定使诗歌成为当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先导？这不但是因为诗歌乃是所有艺术形式中审美感知力最为敏锐的一种；而且对每个民族来说，他们都会怀着一种向往和需要：每当他们的命运和思想发生着悲剧并因此孕育着转机的时候，诗，将是他们不能不最先发出的声音。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重大转折不伴随着诗的声音，也没有哪一次艺术的革命不是以诗歌为先导的，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派都是这样；在近代中国，不论是晚清文学改良还是“五四”文学革命，也是最先体现在“诗界革命”之上的。一场充满着封建蒙昧、血腥暴力和文化崩溃的浩劫，注定了新的理性思索和精神反抗，注定了一场新的变革的开始，也注定作为它的勇敢先声的“朦胧诗”的孕育与诞生。

然而，“朦胧诗”并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神话，而是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渊源的一个“潜流”，或者一座潜藏于水下的巨大冰山。正像本章开头所引的陈默的那句话，这需要追溯到早于它十多年前的60年代。

在蒙昧的宗教狂热和一片喧嚣鼓噪的“红色战歌”声中，一批具有独立思想的青年最先萌发了怀疑精神。“文革”政治风暴初起时，他们“曾真诚、狂热地投身这场运动，他们中也许有的人还写过‘红卫兵战歌’。然而，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受到了欺骗，在生活的真实色相面前，他们经历了痛苦的探求、思考”(3)。怀疑和冷静的思索使他们产生了孤绝于所谓“时代精神”之外的苦闷情绪。在这种苦闷中，他们写下了第一批反省和批判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不但在于从思想上表现出对“左倾”狂热病、个人崇拜和泯灭人性的暴力等现象的冷静的批判，在社会总体的混乱与愚昧中显露出一缕思想、理性和人性的曙光；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十分曲折含蓄，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进行暗示或影射式的表达，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大量的意象载体。这说明它们吸收了中外诗歌、特别是现代诗歌的有益营养，并借此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朦胧诗的先驱。

最先的探索者可以追溯到60年代，其中黄翔(4)于1962年写下的一首《独唱》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具有上述特征的作品。在这首短诗中，“我”被描述为一个没有听众的独唱者和没有同伴的独行者：

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诗。

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

游踪

我的唯一的听众

是沉寂

这是没有回响的、充满叛逆的不和谐音的歌唱，特立独行的姿态、傲岸不群的人格形象，以及充满寓意与辐射力量的意象构词，如“瀑布的孤魂”、“离群索居的诗”、“漂泊的歌声”、“梦的游踪”等等，都透示出完全抵触并超越于时代的信息。黄翔的另一首写于1968年的《野兽》和写于1969—1972年的长诗《火神交响曲》更加显露出他作为朦胧诗先驱深邃而勇敢的批判精神，充满了对时代的哲学性思考，富有深远的历史感和正义的审判与警醒力量。如《野兽》中写道：“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对人性沦丧的悲剧概括得何其精炼、准确，令人震惊和深思！在《火神交响曲》的第一首《火炬之歌》中，诗人写下了这样的题记：“诗人说，我的诗是属于未来的，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历史教科书的。”黄翔已经意识到他的诗所担负的对未来人们的“火炬”般的启蒙力量。他的“火炬”是对应于“迷信”和“偶像”、“暴力与极权”的“科学”、“真理”和“自由”：

啊火炬，你伸出了一千只发光的手

张大了一万条发光的喉咙


喊醒大路　喊醒广场

喊醒世代所有的人们——


…………

于是　在通天透亮的火光照耀中

人第一次发出了人的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

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

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志、情愫和思想？

作为一个孤独的写作者，黄翔的诗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黑暗中的第一缕火光”。假如再考虑到他在1978年组织“启蒙社”，从遥远的贵州来到北京张贴“诗歌大字报”、散发油印与手抄的《启蒙》等行为，我们刚好可以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找到一个历史的实证。十分奇怪，居然是偏居西南一隅的一伙诗人举起了“启蒙”的大旗。他们的文学活动比北岛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油印的诗刊《今天》要早一个多月，而且直接推动了北京地区文学活动的公开化，这从当年北岛写给哑默（伍立宪）的信中可以窥见一斑。(5)

如果说黄翔的“火炬”是在独自燃烧的话，那么食指(6)的“愤怒”则启发感染了更多的人，产生了更为广远的影响。这位住在精神病院中的诗人（2003年已出院——笔者注），当年曾以“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傲岸姿态，写下了众多震撼人心的诗篇。其中最广为传诵的有写于1968年的《愤怒》、《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诸篇；更早先写作有长诗《鱼群三部曲》和《海洋三部曲》，以及渐次写于70年代中后期的《疯狗》、《热爱生命》等。当年曾与“白洋淀诗群”有过共同生活并作为食指诗歌最早读者之一的宋海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有人评论郭路生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评价。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郭路生的诗……受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的热烈欢迎。它们迅速地在知青们中间传抄着，反复地朗诵、吟咏、品味着。沉重的幕帏被掀起一只小角，显露出一片新的天地。

……《相信未来》使我看到一个新的世界。……青春、幻灭、抗争和固执的希望，这正是当时知青们共同的情感。郭路生是他们的代言人。(7)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食指的这首《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