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治軍必先治校

                                                        
      第一節“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

  
      1950年10月27日，劉伯承乘飛機離開他熟悉的山城重慶，前往北京，去擔負籌建陸軍大學的新工作。飛機越過大巴山，江漢平原盡收眼底。俯瞰着腳下的錦繡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國建設的燦爛前景，想到了軍事教育事業即将出現的繁榮春天。這次工作崗位的轉換，是時代的需要，是黨和人民的召喚，也是自己心甘情願的要求。随着思緒的滾動，他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振奮。

  
      6月間，他得知中央軍委開會決定，在戰争年代創辦的各類學校的基礎上，改建适應現代戰争條件的正規學校。各軍兵種要新建自己的各級專業技術學校，全軍首先創辦一所教育訓練中、高級幹部的陸軍大學。他心中立即萌動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頭。他清楚地知道，全國解放之後，随着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由主要領導革命戰争轉向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也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革命戰争年代，軍隊主要是為了奪取政權而戰鬥；而今後，将主要是擔負保衛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責。這就給軍隊提出了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新課題。過去由于客觀環境、條件的限制，使軍隊建設一直處于比較低級的階段，即兵種單一，裝備落後，編制、制度的非正規性，作戰指揮的不集中、不統一及帶遊擊性等。這些在過去處于敵強己弱、長期忙于應付戰争的情況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國成立以後，客觀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了全國統一的政權，掌握了城市工業和全國資源，有了強大而可靠的經濟基矗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軍隊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即建設諸軍兵種合成軍隊和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的階段。這是人民解放軍面臨的又一次偉大轉變。

  
      為了适應這個轉變，創辦、擴建以陸軍大學為首的一批軍事院校，自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劉伯承正是有見于此而主動請求來辦軍校的。

  
      就個人而言，劉伯承一貫主張“建軍必建校”、“治軍必先治校”。從滬順起義舉辦軍事政治學校，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主持紅軍學校，以及領導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再到擔任抗日牟政大學副校長，直至兼任中原軍區、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校長和政委，不但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培養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幹力量，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和管理經驗，也逐步激發了對軍事教育事業的熱愛。

  
      劉伯承想去辦學校，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的考慮――當時，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準備調他進京，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職。

  
      他聽了之後，幽默而風趣地說：“我年紀大了，跑不動了，還當啥子總參謀長。總參謀長我已經當過四次了，總沒有當好嘛！這次就不要再去當。

  
      我還是去辦學校，搞教育，當教書先生吧！”

  
      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經非正式地征求過他的意見。他明白，這是中共中央領導人對他的關懷，他們總想有要為他安排一個合适的職位。但實事求是地考慮，自己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總參謀長這個第一線上的重要職務，最好讓年富力強的人去擔任。自己應該另謀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認為：潛心鑽研學術，辦學校培養幹部，這對自己來說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提筆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請求辭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去參與籌建陸大。在信中，他懇切地寫道：“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的是幹部的培養，而培養幹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幹部的培養。我願意辭去在西南擔任的一切行政長官的職務，去辦一所軍事學校。戰争已經結束了，我年齡這麼大了，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

  
      中共中央很快批準了劉伯承的要求，決定委派這位身經百戰、德高望重的著名軍事家去辦學校、搞教育，把他那豐富的作戰、建軍經驗傳授給全軍中、高級幹部，從教育與訓練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軍向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轉變。毛澤東和朱德給他寫了親筆信，讓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給鄧小平、賀龍負責，盡快到北京領導籌建陸大。

  
      這，既是劉伯承的心願，也是中共中央經過慎重考慮後作出的重要決定。

  
      而歸根到底，則是曆史的抉擇，是曆史把創建正規化現代化高級指揮學府的使命，放在了劉伯承的肩上。

  
      中共中央對給劉伯承遞交信件這件事也很重視，特地委托代理總參謀長聶榮臻辦理。聶榮臻決定派遣華北軍政大學副教育長陶漢章專程前往重慶送信。他對陶漢章說：“你在紅二方面軍時就認識劉伯承同志，所以送信的差使讓你去。”陶漢章到達重慶，在北碚見到了劉伯承，遞上毛澤東、朱德的親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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