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外交風雲

                                                        
      第一節  曆史選擇了他

  
      1954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紅燈高懸，嘉賓滿座，共賞節日焰火。

  
      陳毅副總理坐在位子上若有所思，等待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談話的機會。後天他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須請示與商談。更重要的是以此行作為開端，他的陣地将逐漸轉移到外交戰線上來了，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轉折。

  
      正式獲知這一決定是在5天前。第一屆全國人代大會投票選出了國家最高領導人。當晚，鄧小平在勤政殿告陳毅準備出訪東德，他慨然應命，并得知此後他的工作将轉向外交方面。當夜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之工作轉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決了。瞻念前途，實有绠短汲深之懼。”

  
      說“绠短汲深”，似乎并不符合實際。陳毅早已表現出外交的才華。早年勤工儉學時作為留法學生代表與中國駐法公使的談判、抗争；1927年底在韶關教堂大門口與法國神甫的洽談；1945年向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和美蔣關系的重要意見；1946年停戰時期和美軍代表的折沖周旋：都表現出他是這方面的卓越人才。他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成就更是全黨範例之一。他的“懼”是對自己嚴格要求的表現，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個人幹外交恐怕不行。”

  
      “我這個陳毅，有時候說話很有破壞性，有時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來說話就沖口而出，不管輕重的。在我們内部，對同志有什麼傷害??可以對同志解釋??在外交上這麼一來可就砸鍋了。”但是毛澤東認為“臨事而懼”正是優點。

  
      毛澤東與外賓應酬過後，陳毅便上前請示，問德國之行有何交代。毛澤東說，望你對整個德國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

  
      在毛澤東的談話中，陳毅敏銳地感到毛澤東對“整個德國”的重視含有戰略思想發展的新因素。因為早在1946年，毛澤東即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理論，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歐洲國家也列在應該争取的“中間地帶”。

  
      這是陳毅所熟知的。後來國際鬥争形勢的需要，使中國共産黨接受了“兩大陣營”的理論，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現在毛澤東對“整個德國”有濃厚興趣，陳毅理解了這一交代的重要意義――要了解西歐國家，争取西歐國家。

  
      10月5日，陳毅率代表團抵柏林，開始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訪問并參加其國慶5周年慶典。在訪問期間，陳毅花大量的時間綜合了解德國情況特别是聯邦德國情況。工業恢複程度、科學技術水平、産品競争能力，與美國、西歐各國的經濟聯系及矛盾，一直到諸如移民、戰俘、外國駐軍、知識階層的情況，他都一一摘記、分析，有時還邀請來自聯邦德國的教授、藝術家、工人代表談話，進行了缜密細緻的科學的考察。

  
      回到北京的當晚，風塵仆仆的陳毅便向周恩來總理作了訪問情況的彙報。其中特别談到德國戰後經濟恢複的經驗，認為值得中國重視和借鑒。接着，陳毅又起草了關于德國情況的報告，對東、西德狀況和未來發展趨勢作了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評。

  
      當時的國際舞台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嚴重對立，亞非拉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方興未艾，新中國外交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侵略政策和戰争政策，加強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發展與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和其他國家的聯系，從而在國際鬥争中越來越大地發揮自己的作用。陳毅，正是在這樣的時刻開始他的外事活動，獲得寶貴經驗的。

  
      真正使陳毅領略外交鬥争的複雜性和“藝術性”的，是随周恩來總理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的經曆。周恩來是中國代表團團長和首席代表，陳毅是團員、代表，是總理最重要的副手。這次會議是由南亞5國總理發起，在中國積極推動、支持下召開的。與會29個亞非國家，代表着14.4億人民，第一次在沒有西方大國參與操縱的情況下召開國際會議，顯示了空前的力量，也引起了帝國主義者及各國反動分子的驚慌和忌恨。

  
      1955年4月7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啟程離京抵達昆明。而先期啟程的中國部分工作人員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号”客機在從香港飛往萬隆途中爆炸墜海，8名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及新聞記者、3名外國人員及部分印度機組人員遇難！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号”事件。

  
      事後查明是美蔣特務機關收買香港機場一職工，在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所緻。人們憤慨而擔心：周恩來是否還能按期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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