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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沖破拂曉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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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性、地方性、群衆性的遊擊戰

  
      “拂曉前的黑暗”①〔引自羅榮桓:《堅持我們的邊沿遊擊區》,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中共山東分局黨刊《鬥争生活》第一六期。此文标題原為“邊緣遊擊區”,當時又稱“邊沿遊擊區”,本書統一作“邊沿遊擊區”〕,這是羅榮桓對一九四二年山東敵後抗日根據地處于最艱苦、最困難階段的準确寫照。

  
      一九四一年,日軍将其侵華兵力六十四%和僞軍九十五%,用以對付堅持敵後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在華北連續推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所到之處實行毫無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使廣大群衆遭受到深重的災難。

  
      在山東,近四萬日軍和絕大部分是從國民黨軍隊轉化過去的十八萬僞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的“掃蕩”和分割封鎖,在各根據地間控制公路六千九百公裡,建立據點三千七百個,使抗日根據地面積由三。六萬平方公裡縮小到二。五萬平方公裡,人口由一千二百餘萬下降為七百五十餘萬。除濱海、魯中、膠東尚有較大塊的根據地外,魯南、冀魯邊、清河地區和魯中的泰山分區已經被切割為小塊的分散的根據地和遊擊區,與敵僞頑占領區形成犬牙交錯的局面。魯南根據地變成“南北幾十裡,東西一槍穿”的狹長地帶。冀魯邊的八路軍大部換成了便衣,哨兵隻能在宿營的房前屋後站崗,每夜都要轉移幾個營地。

  
      為了扭轉山東抗戰的困難局面,羅榮桓根據中央軍委提出的蓄力量、熬時間、堅持長期鬥争的方針,把主要精力灌注于遊擊戰争的理論和實踐。從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十一月,他在《大衆日報》、山東分局黨刊《鬥争生活》和第一一五師《戰士月刊》上連續發表了《堅持我們的邊沿遊擊區》、《準備打破敵人緊縮包圍封鎖我們的根據地》、《克服在執行遊擊戰中認識上的一些偏差》等重要文章。

  
      羅榮桓認為,在敵後想盡快把遊擊戰轉為運動戰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說:“在敵人後方,我們還是遊擊戰,不可能過早的轉為正規戰。這是由于敵人還強大,占領着城市及交通運輸便利。而我們則是愈益處于被分割、封鎖之農村中,裝備亦極差,彈藥不易補充,雖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據地,但仍是沒有鞏固後方的作戰……尤因為敵人頻繁殘酷的進行‘掃蕩’,摧毀洗劫我根據地,蠶食緊縮我根據地,使我們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損失,機動回旋地區狹小,更加緊張了。那麼我們有什麼可能過早地轉為正規戰呢?如我們不從具體情況出發,而迷惑于曾有過的某種戰例,妄自以為有了過早的轉為正規戰的可能,會造成有害的後果:當勝利時發生拼命主義,遇到困難時則失掉信心。”

  
      羅榮桓指出:運動戰的戰例,在遊擊戰中當然也是存在的。這是因為在普遍積極地開展遊擊戰中,容易找到敵人的弱點,制造敵人的弱點,使我們能夠集中部分兵力從運動中打擊敵人;或乘着敵人立足未穩,防守松懈,攻破其某些薄弱的據點。如果由于敵人兵力少,伸入了我們占優勢地區,一時增援來不及,而地形、群衆條件均于我有利,我們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殲滅,甚至包括陣地戰、運動戰性質的手段,如簡易的坑道爆破、強攻據點、圍寨、打擊援兵等。這并不是不允許的,但仍不能算完全的正規,而仍是以遊擊戰為前提的。①〔羅榮桓:《克服在執行遊擊戰中認識上的一些偏差》〕顯然,一九三九年八月的梁山戰鬥就屬于這種情況,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樣的戰機就很難捕捉到了。

  
      羅榮桓進一步強調,我們普遍開展的遊擊戰,“必須成為分散性、地方性、群衆性的”。他說,“我們主力軍和地方基幹武裝,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遊擊小組,成為遊擊戰組成的重要因素。”

  
      按照這一要求,山東各戰略區都開展了廣泛的分散遊擊戰争,采用了“避強擊弱”、“避實擊虛”,速打、速決、速走和打不過就走,走不了就散,散不了就躲,敵人過去了在後面打等方法,開展了三三兩兩到處打冷槍的“麻雀戰”,輪番參戰的“車輪戰”,把敵人炸得坐卧不安進退兩難的“地雷戰”,與敵人轉圈子的“推磨戰”,一村打響、四方馳援的“蜂窩戰”,還有虛張聲勢、迷惑敵人的“神經戰”等等,發揮了人民戰争的強大威力。

  
      分散性遊擊戰的戰場主要是在敵占區和根據地之間的邊沿遊擊區。因此,羅榮桓特别強調重視和加強邊沿遊擊區的鬥争。他提出:我們的根據地是建設在敵人點線之間,不大量發展遊擊區,就沒有建設抗日根據地的可能,不堅持邊沿遊擊區的鬥争,也就不會有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堅持邊沿遊擊區的鬥争對我們克服這一段最艱苦困難的時期是有特殊意義的,必須把它提到戰略的高度來認識。

  
      羅榮桓指出,過去在邊沿區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是“滿足于一般公開武裝鬥争與民主運動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體環境及具體條件。在有些遊擊區已變為或可能變為敵占區,有些基本區已退化成或可能退化成遊擊區(的情況下)……有的地方仍在堅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幾個僅僅能安置我們的機關還感到狹小的村莊,他們對于精兵簡政仍然是采取忽視态度的”。他指出,邊沿遊擊區的鬥争方針是深入隐蔽,紮根于群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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