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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好“親屬關”
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防止産生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警惕資産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這是新的曆史時期黨的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思想修養中的重大課題。為了達到這一要求,後來周恩來又提出,黨的幹部要過好“五關”,即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羅榮桓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在處理家庭生活及親屬關系方面,也足為大家的表率。
還是在一九四九年國慶大典剛剛結束的時候,從湖南前線傳來了捷報:衡(陽)寶(慶)戰役勝利結束,羅榮桓的家鄉衡山縣宣告解放。如何處理好同親屬關系的問題,便擺到了羅榮桓的面前。羅榮桓參加紅軍後,曾向家裡寫了兩封信,當時家裡的人害怕受迫害,看完信後立即燒掉了。第三封信是羅榮桓抗戰初期在山西趙城寫給他的哥哥羅晏清的。當時正值國共第二次合作,所以這封信得以保存下來。羅榮桓在信中說:
現随軍北上抗戰,以後對家庭更無法顧及。非我無情,實處此國難當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諒解,無詳述之必要。玉英小孩蒙兄等愛護,當表示感謝。還希繼續維持,使她能夠有所成就,不緻陷于無知無識,弟雖戰死沙場毫無顧慮。
從那以後,羅榮桓同老家便又斷了音訊。衡山解放以後,他當然十分關心在他離家時尚不足一歲的女兒羅玉英的下落;但他考慮得更多的是會有許多親屬來找他,其中很可能有人以為他當了大官,來向他謀個一官半職或提出其他不切實際的要求。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他打電話給剛剛到職的衡陽鐵路局局長郭維城,說:“衡陽是我的家鄉。會有很多人想通過你上北京來找我。你要做工作,勸他們不要到北京來。不能讓他們免費坐火車。”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羅榮桓的親戚的名義找郭維城,要求免票乘車進京,都被郭十一婉言謝絕。
羅榮桓家庭的音訊很快傳來了,頭一個信息是關于他的弟弟羅湘的。
羅湘比羅榮桓小三歲,同羅榮桓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季的廣州。當時,國民黨左派和右派鬥争已日趨尖銳。羅榮桓同羅湘分手時,再三囑咐羅湘,參加政治活動時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稱是總理信徒的右派的當。羅湘在黃埔畢業後進了國民黨軍隊。羅榮桓一九二九年在龍岩曾寫信勸他離開國民黨軍隊回家種田,但他未聽。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才逐漸認識國民黨的腐敗。當上司任命他當一名鐵路上的課長時,他未接受,拂袖回鄉。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解放戰争節節勝利的形勢下,他在衡山拉起了一支有八十多支步槍、四十挺輕機槍的隊伍,号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湘東支隊,并同國民黨的地方部隊打了幾仗。受解放軍湘東支隊這一番号的吸引,衡山進步青年紛紛投奔,這一部隊迅速發展到八千多人。解放大軍南下時,這支隊伍又主動幫助籌糧籌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軍第四十六軍一三七師将其整編後,了解到支隊的負責人是羅榮桓的弟弟,以為這是地下黨組織的遊擊隊,領導機關便準備任命羅湘為該師副政委。電報轉到羅榮桓手裡。羅榮桓對該部說明,羅湘并非共産黨員,自然不能任副政委。他認為,羅湘首先需要學習,改造思想,然後才談得上分配工作的問題。在他的建議下,羅湘被送到軍政大學學習,結業後分配到河南省政協工作,晚年曾任河南省政協委員,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
羅榮桓得到的第二個信息是關于他的二哥羅晏清的。
羅晏清比羅榮桓大九歲。羅榮桓讀書時,他在雜貨鋪幫助羅國理經營。一九二九年羅國理逝世,羅晏清繼承了父親的家業,當了族長。一九三七年,羅榮桓得知自己的女兒仍然住在老家時,對這位兄長表示了感激之情。
衡山解放後,在進行征糧工作時,駐南灣地區的工作隊得知羅晏清家是殷實富戶,征糧數額較大。第四十軍軍長羅舜初在來京時向羅榮桓談及此事,羅榮桓立即充分肯定了當地工作隊的做法。
一九四九年底,羅晏清帶着自己的兩個兒子陪同羅玉英和她的丈夫陳卓到了武漢,中南軍區副司令員肖勁光一面給予熱情接待,一面發報通知羅榮桓。與此同時,羅玉英也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來。羅榮桓從羅玉英的信的字裡行間看出她也受到親友一些舊思想的影響,認為爸爸當了大官,自己可以進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寫道:“你爸爸二十餘年來是在為人民服務,已成終身職業,而不會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沒有财可發。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國家規定的待遇外,一無私有。你弟妹們的上學是由國家直接供給,不要我負擔,我亦無法負擔。因此陳卓等來此,也隻能幫其進入學校,不能對我有其它依靠。”
一九五○年一月,羅晏清一行七人來到北京。羅榮桓看到已長大成人的女兒,看到了女婿、外孫和侄子,很是高興。他介紹陳卓和兩個侄子進入華北軍政大學學習。羅玉英由于文化水平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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