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川西會師

                                                        
      第一節沖破“川陝會剿”

  
      1934年秋，正當紅四方面軍勝利結束反六路圍攻戰役之際，江西革命根據地的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了戰略轉移。

  
      消息傳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都深為震動。徐向前縱觀全國紅軍的處境，感到中國革命又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關頭。他期望中央紅軍行動順利，也為紅四方面軍的前景憂慮。他親自向電台負責人交待：要随時注意偵聽、破譯敵人的電訊，及時向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情況。電台工作人員理解徐總指揮的心情，日夜守在電台旁，随時将得到的中央紅軍的行蹤報告方面軍領導人。徐向前和總部機關人員，把從空中截取的情況，經過分析篩選，用電台不斷通報給中央紅軍。

  
      蔣介石為實現其對各地紅軍各個擊破的詭計，在揮軍大舉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的同時，加緊“川陝會剿”的部署。他令辭去四川“剿匪總司令”之職的劉湘于10月22日“複職”，并在南京親自接見他，面授機宜。年底，蔣介石又以“劉湘及川中内外紳士疊請中央派兵入川”為口實，着嫡系部隊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廣元、昭化的防務。在川陝蘇區周圍，蔣介石重新部署的“會剿”兵力達200個團以上，企圖以穩紮穩打、築碉封鎖、步步為營、南北夾擊的合圍戰術，置紅四方面軍于死地。

  
      川陝蘇區雖然取得反六路圍攻的勝利，但經過10個月的戰争消耗，在徐向前和他指揮的紅軍面前，是這樣一個局面：兵員、物力、财力已達枯竭的地步；大巴山下，到處是荒蕪的土地，饑餓的人群；野菜挖光了，鹽井破壞了，傷寒、痢疾等疫病廣為蔓延，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人民和紅軍都面臨饑荒、疫病的嚴重威脅。如果沒有一定的時間休養生息，醫治戰争創傷，要再對付國民黨軍大規模“會剿”，的确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在這樣的嚴重形勢下，究竟怎麼辦？這是徐向前和紅四方面軍其他領導人日夜考慮的問題。在11月初召開的毛裕鎮政工會上，曾确定了當前的中心任務：全力鞏固反六路圍攻的勝利果實，在繼續堅決進攻中來準備應付更大更殘酷的戰争，以達到消滅敵人，沖破“川陝會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勝利”。但這畢竟隻是号召性的，并不是解決錢、糧、衣、藥等實際困難的具體措施。張國焘愁眉苦臉，提不起精神來。會議期間同徐向前閑談時，他拖着悲觀的腔調說：“你看将來怎麼辦？現在蘇區物力、财力很困難，如果劉湘再發起新的進攻，該怎麼個打法？我們去漢中行不行？”

  
      徐向前不同意離開川陝蘇區。他回答說：“原來我和先念同志主張趁敵人潰退時，派一部兵力從南部渡江，跨嘉陵江兩岸發展，你沒有同意，現在敵人增兵固守己不好辦了。漢中地區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嶺，回旋餘地不大。我們還是依托老區想辦法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方面軍領導人正式讨論了下一步的戰略行動計劃。這一計劃，是委托徐向前準備和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依托老區，發展新區，以打擊胡宗南部為主要目标，奪取甘南的文（縣）

  
      武（都）成（縣）康（縣）地區，将川陝根據地，發展為川陝甘根據地。

  
      徐向前提出川陝甘計劃的着眼點在于：第一，川陝甘邊的胡宗南部是蔣介石的嫡系，“川陝會剿”的主力部隊。該部雖戰鬥力較強，但同四川軍閥和陝南的西北軍均有矛盾，處境孤立。四川軍閥是被紅軍打怕了的，西北軍對紅軍敬而遠之，紅軍集中主力打擊胡宗南，他們很可能袖手旁觀，而消滅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蔣介石“川陝會剿”計劃的重要一着棋。第二，文、武、成、康地區位于漢水和白龍江流域，人口不少，也較富庶，利于紅軍解決物資和兵員問題，擺脫眼前的困難。第三，依托老區，向川陝甘邊發展，進退自如，回旋餘地大，不緻造成無後方作戰的危險。

  
      會上，徐向前充滿信心他說：“我看這個計劃是能夠實現的。隻要我們集中3個軍以上的精銳部隊突然出擊，不惜花上大的代價搞掉胡宗南，我們的武器彈藥就能得到很大補充。有了新的根據地，兵員問題、糧食問題也好解決，對付敵人新的‘會剿’就好得多了。”

  
      會上，張國焘、陳昌浩等人均認為徐向前的分析判斷正确，是一個比較切實可行的計劃，表示贊同。會後，部隊開始了大規模的整訓。準備執行新的作戰任務。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路線的領導，實際确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确航道。會後，中央紅軍向川黔邊的赤水河進軍，拟從滬州至宜賓一帶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轉移。

  
      這時，胡宗南的丁德隆旅剛奉令人川，進據廣元、昭化，另有兩團抵三磊壩、羊模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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