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在黃埔軍校

                                                        
      這一批回國的共産黨員全是學軍事的，由王一飛帶隊，共20多人，有葉挺、熊雄、顔昌頤、張善銘、楊善集、範易、李林、紀德福等人，一律學生打扮。船經日本長崎，他們看到一張日本報紙上披露：有一批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學生最近回國。大家不免有些緊張，都準備好了下船遇到盤诘時的對策。

  
      1925年9月上旬，他們到達上海。當時，奉系軍閥張作霖統治上海。通過海關時，海關人員看看護照，簡單地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

  
      聶榮臻松了一口氣，把護照收起來。這張護照，聶榮臻十分珍惜，因為他每到一個國家，上面就有該國政府的簽證，這些密密麻麻的簽字，烙印着他5年的足迹。回國以後，他一直将這張護照珍存在身邊。

  
      到了上海，聶榮臻等人由王若飛帶領，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

  
      陳獨秀說，你們一部分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的主要是去加強黃埔軍校的工作。至于黃埔的工作怎麼做，他沒有說。陳獨秀認為，國民革命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是國民黨領導的，革命成功了就是好事情。這等于說，共産黨是幫國民黨的忙。這就是聶榮臻第一次見到陳獨秀所留下的印象。

  
      談話後，聶榮臻即離開上海，于9月中旬到廣東黃埔軍校。黃埔軍校是孫中山接受蘇聯顧問的建議，為建立一支革命武裝而創辦的。為了創辦這所學校，蘇聯政府資助了200萬銀元現款作開辦費，派了一批軍事幹部擔任軍事教育工作，并運來8000支步槍和400萬發子彈。聶榮臻分配到政治部任秘書①，協助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領導政治部的組織和宣傳工作，還兼任政治教官。

  
      當時，周恩來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部長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但不久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師黨代表，參加第二次東征。繼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中共黨員、黃埔軍校中共黨團領導小組負責人魯易。

  
      聶榮臻剛到黃埔時，廣州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左派和右派鬥争激烈。戴季陶等人積極反共，廖仲恺剛被暗殺。左派有識之士都主張反擊，而陳獨秀卻一味退讓妥協。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周恩來叮囑聶榮臻：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機會，積極開展黨團活動，擴大黨的影響。還說，蔣介石要限制我們，我們要教育黨團員，開展各種活動，争取進步青年，以反對他的限制。聶榮臻遵照周恩來指示，全身心地投入黃埔軍校的工作。

  
      聶榮臻在政治部管黨的工作，是黃埔軍校黨團領導小組的成員。全校黨團員的人數已經相當多，設立了幾個支部和小組，然而隻有少數人的身份是公開的，大部分還是秘密黨員。經常的、大量的工作是在軍官和學生中進行黨的宣傳工作，擴大黨的影響，發展黨團員，做黨團員的思想工作。他每周自黃埔搭船去廣州一次，向中共廣東區委彙報情況、接受指示，有時候聽蘇聯顧問鮑羅廷和中共中央委員、同時也是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的毛澤東等人做的形勢報告。聶榮臻将報告精神帶回黃埔後在黨内傳達學習。

  
      他負責安排政治教育，自己編教材，講社會發展史，講帝國主義論。專職教員有著名的共産黨人恽代英、蕭楚女、高語罕等人。除此之外，還約請①《黃埔軍校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510頁。

  
      社會名流前來講課。

  
      政治部成立了由黃柏齡為委員長的“政治軍事月刊社編纂委員會”，出版《革命軍》、《黃埔潮》等刊物，聶榮臻擔任該委員會的政治編輯主任。

  
      1925年10月24日，他在《黃埔潮》上發表名為《軍隊中政治工作的意義》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一切軍隊要在戰争中取勝，“必具備兩個條件：首先，物質和技術方面一戰術上、組織上，及一切軍需品的供給上都要很充足，并要适應時代的要求，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犧牲，很勇敢地上前去鬥争，他決不是為那點薪饷所願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責任和戰争的目的??徒以機械的命令是靠不住的，尤其以十餘元錢更不能買他的生命的。”①然後，他在文章中又以東征軍和蘇聯紅軍為例，詳盡地論述了知道為勞動人民利益而戰的軍隊，能夠戰勝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反革命軍隊的道理。這說明聶榮臻當時已經較深刻地認識到革命軍隊中政治工作具有的重大意義。

  
      作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在東征回來以後，有時到學校看看。他對黃埔控制很緊，采取用錢收買等手段籠絡下級。在他看來，聶榮臻等搞政治工作的共産黨員，是專門挖他牆腳的，早就懷恨在心。1926年3月20日，聶榮臻經曆了“中山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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