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任廣東省委軍委書記

                                                        
      1928年1月，聶榮臻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和省委常委。對聶榮臻當時的工作，  1928年12月，廣東省委的“幹部分子調查表”上有這樣一段話：“1925年由俄國返，到現在都是任軍事工作，粵、湘、鄂軍委工作??工作能力極好，可做黨及軍事工作，特别是軍事工作。”①經曆了南昌、廣州起義，聶榮臻思索了許多問題。眼看着轟轟烈烈的鬥争失敗了，革命遭到巨大的損失，他深深感到，搞武裝鬥争需要有根據地。

  
      進行武裝暴動，不建立根據地是站不住腳的。

  
      正是這種探索精神，使他求教于曆史。他和葉劍英一起，忙裡偷閑，閱讀了《洪秀全野史》，一起研究讨論了太平軍的作戰方法，主要戰役的過程，失敗的原因。他們覺得，太平軍打到哪裡，“呼噜”一下子就過去了，不鞏固所占領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據地，這是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兩位共産黨内優秀的軍事人才，相互切磋，共同總結經驗教訓，結下了深深的友誼。

  
      但是，以李立三為代表的省委主要領導人卻沒有從失敗中得出教訓，還是實行“左”傾盲動主義，使已經遭到很大損失的革命力量繼續遭受損失。

  
      對這種現象，聶榮臻是不滿與抵制的。

  
      1928年1月，李立三派周文雍去廣州，任務是發動黨員和群衆貼标語、撒傳單，表示共産黨仍有力量。當時，起義剛剛失敗，敵人仍盤查很緊。而周文雍長期在廣州城裡從事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廣州起義時任工人赤衛隊總指揮、廣州蘇維埃政府勞動委員，很多人認識他。在這種情況下派他去廣州，無異于是去做無謂的犧牲。聶榮臻提出了反對意見，但李立三堅持要派。

  
      周文雍忠實地執行命令，幾天以後與以妻子身份掩護他的陳鐵軍一起被捕，他們威武不屈，演出了悲壯的“刑場上的婚禮”。聶榮臻讀到他們英勇就義的消息，不禁流下了熱淚。他懷着對戰友的深深懷念之情，把那塊剪報珍藏起來，保存了多年。

  
      在周文雍英勇就義前後，省委接連派出的許多領導幹部，也相繼被捕犧牲。他們當中有省軍委的黃錦輝，省委負責人張善銘、趙自選，省團委書記區夏民（女）等人。聶榮臻心情沉重他說：在革命低潮時，勉強地派負責幹部去冒險，已經多次證明是錯誤的。他不止一次地向省委提出意見，均歸無效。

  
      中共“六大”以後，向忠發當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掌握實權的是李立三。李立三仍抱住他的老一套，下令香港黨組織在1929年的“五・一”節搞遊行活動。當時，鄧發任香港市委書記，是遊行總指揮。省委決定聶榮臻參與指揮。聶榮臻到現場一看，來的全是骨幹，有的還是區委的負責人，大多是共産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負責人。聶榮臻感到，一旦把遊行搞起來，就全都暴露了，實在危險得很。可是，不執行黨中央的遊行命令，責任重大。聶榮臻決心說服鄧發取消這次遊行。他當即找到鄧發，說：“我個人的意見，今天不能搞，如果搞，就便宜了香港帝國主義，我們會被一網打荊把你各區的黨員都抓了，你還有什麼？我的意見是取消這次遊行。你是總指揮，你下決心。”鄧發看了一下，也感到事情不對，于是通知到場的都分散返回。

  
      人是退走了，但怎麼向中央交待？聶榮臻約鄧發到近處的一個茶樓裡，以喝①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茶做掩護，研究向中央彙報的事。聶榮臻說：“你總指揮去報告吧。”鄧發說：“不行，要報告由你報告。”聶榮臻立即承擔下來。不久，他去上海彙報，李立三不肯跟他談。因為聶榮臻總覺得李立三觀點不對頭，争執過多次。

  
      他把經過給向忠發談了。向忠發說：“你臨陣脫逃！”給聶榮臻戴了一頂很大的帽子。他對向忠發闡述自己的觀點：“作戰麼，總有個進攻、有個退卻，這是雙方力量對比決定的麼，你沒有力量怎麼進攻呢？隻進攻不退卻，沒有這個道理。幾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力量，被一網打盡，香港帝國主義再沒有比這便宜的事了。随便你們加什麼帽子都可以。但如按你們的意見辦，總而言之是我們黨受損失。你們這個辦法是全軍覆沒！”

  
      由于取消了這次“左”傾冒險行動，對保存香港黨組織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廣東省委軍委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是指導武裝鬥争，二是做敵軍工作，往張發奎部隊派幹部。

  
      這期間，聶榮臻還參與指導海陸豐地區的武裝鬥争及海南島和廣西的武裝鬥争。1927年9月份海南起義，成立紅三師，以五指山、黎母嶺地區為根據地，與敵人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争。海南島的革命紅旗一直飄揚在五指山上，為日後海南島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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