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在中央特科

                                                        
      1930年5月，聶榮臻開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設在敵人控制下的上海。敵人一直利用各種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窮兇極惡地搜索并破壞黨的各級組織。黨的重要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彭湃、楊殷、向警予等人先後被捕犧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證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個極其嚴峻的任務。1927年1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設立特科。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特别委員會，負責這一工作，簡稱“特科”。它是中央的情報和保衛工作機關，負責派人打入敵人内部，了解情況，保衛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員的安全，營救被捕的同志和鎮壓叛徒特務。特科工作的決策人是周恩來，日常工作由顧順章負責。

  
      顧順章雖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無産者的習氣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作性質的關系，又什麼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這樣一個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要聶榮臻去加強特科的政治領導。不過，對顧順章實施政治影響是很困難的，他不聽那一套，他又是負責日常工作的。

  
      他叫聶榮臻負責搞行動，意思是看你這個知識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殺叛徒、特務。做具體領導工作的，還有陳赓、李強等人。陳赓負責情報工作，李強負責無線電通訊工作。

  
      中央的地下無線電台就是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這些電台保證了中共中央同共産國際之間的通訊往來，加強了中央對蘇區工作的指導，使紅軍能及時了解敵情，迅速調動。

  
      搞行動，最基本的工作是審訊和處置叛徒、特務。後者好辦，前者很困難。蔣介石捕殺共産黨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認識黨的重要領導人，了解黨的行動規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為了完成這一工作，聶榮臻仍以記者身份作掩護，化名李先生，經常淩晨外出，深夜方歸，甘冒各種危險。

  
      張瑞華回憶這一段生活時說：“那時搞特科，是我沒有生孩子以前。他天天像夜貓子一樣，一清早5點鐘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點鐘，一兩點鐘，甚至有時到3點鐘才回來。我5點鐘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簡單。他走了，我在家，還擔任着機要交通的任務。他晚上兩點左右回來了，我不能睡，晚上總是聽着，聽着，有聲音沒有，他一走進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聲與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門裡邊等，等着腳步聲音停了，按約定輕輕敲幾下，知道是他，就開門讓他進來。”

  
      捕捉和審訊特務、叛徒，是件很危險的工作。敵人得到一個有價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護。要處決一個叛徒必須證據确鑿，使其無從抵賴，如果稍一疏忽，不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犧牲的可能。聶榮臻對張瑞華說：“如果到黎明我不回來，你就離開這個地方。”

  
      由于持續地高度緊張，張瑞華得了神經官能症，這個病症一直伴随她到晚年。

  
      特科在反對白色恐怖、保衛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報的組織裡。凡是要危害共産黨的事情，打入敵人情報組織裡的人就先發現了，轉告中央，趕快采取對策。這樣，黨組織一次次地避免了危險。

  
      1930年4月至10月，蔣介石等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發生了空前規模的大混戰，投入總乒力達100萬以上。他們的後方空虛起來，這為革命力量的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時機。在這種情況下，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惡性發展。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7月13日，李立三在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南京組織士兵暴動是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起點，緊接着組織武漢暴動，以争取武漢為中心的附近幾省的首先勝利。

  
      李立三叫聶榮臻去組織鎮江起義，成功後，再進攻南京，最後與攻打長沙、南昌的紅軍會師武漢；叫劉伯承到武漢策劃起義，以迎接各路大軍在武漢會師。李立三還要求各地紅軍向大中城市發動進攻。于是，劉伯承去武漢，聶榮臻到鎮江。

  
      聶榮臻帶了兩個人，一個叫伍雲甫，一個叫塗作潮，是搞無線電的，拟打下鎮江後用無線電與中央聯系。

  
      他們到鎮江分别住下後，聶榮臻找到鎮江市委書記，了解鎮江情況。那位書記說，他們能夠控制的力量，一是鎮江兵營裡有一點人，還有鎮江附近的一小股民間武裝。這就是鎮江起義攻打南京的基矗聶榮臻馬上意識到根本沒有條件，起義不能搞。

  
      而這位市委書記，已被敵人盯上了。聶榮臻在旅館和他談過話後，上街買了一張地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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