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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當“盧溝橋事變”的消息8日晨飛傳到陝北黃土高原的時候,聶榮臻熱血沸騰,激情難平。
“盧溝橋事變”翌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抗日通電。同一天,紅軍将領緻電蔣介石,表示全體紅軍将士願“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在前方戰局瞬息萬變的日子裡,聶榮臻心急如焚地等候着國共兩黨談判的結果,并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雲陽一帶積極組織部隊争分奪秒地練兵,随時準備開赴前線,驅逐強虜。一直到8月中下旬,國民黨政府在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其統治中心南京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被迫改變了在人事安排及軍事指揮機構設置等問題上對紅軍改編采取的刁難态度,同意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立總指揮部,開赴華北戰場,與日軍作戰。
8月19日,聶榮臻接到前敵總指揮部通知,毛澤東從延安來電,一軍團作為紅軍抗日先遣兵團,由陳光、羅榮桓率領,率先行動,同時通知他和劉伯承、鄧小平前往洛川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紅軍出師抗日的有關問題。聶榮臻當即與代理軍團長陳光部署部隊行動事宜。8月22日,紅一軍團離開三原地區,作為紅軍先遣隊向山西進發。部署完後,聶榮臻馬不停蹄地趕到了洛川。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及其他人員分乘大卡車,從距洛川90公裡的延安來到了洛川。聶榮臻與中央領導人見面,感到分外親切。
他意想不到的是,張瑞華也從延安“抗大”搭乘卡車來到了洛川。{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162_1.bmp}一年前,張瑞華到達陝北以後,聶榮臻因處于戰争環境,軍務繁忙,與妻子很少見面,連寫信也很少。張瑞華對丈夫是理解的。有一次,她寫信給聶榮臻,傾訴思念之情,還半開玩笑地寫道:“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
榮臻,你現在也成了大禹啦??”此信被一軍團一位參謀誤認為是公函,拆開一看,才知道拆錯了,趕緊報告教育科長孫毅。孫毅連忙囑咐參謀:“快把信封好交給政委,信的内容可别亂傳!”當時聶榮臻實在太忙,匆匆看了信,竟沒有察覺。此次洛川相會,是張瑞華到陝北後與聶榮臻第二次見面。
看來這還是組織上有意安排的。因為洛川會議一結束,聶榮臻就要領兵出征,為國為民赴湯蹈火去了。
在洛川縣馮家溝村舉行的洛川會議,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聶榮臻在會上聽取了毛澤東關于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張聞天關于形勢和任務問題的報告,以及周恩來的重要發言,參與讨論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聶榮臻後來回憶說:“召開洛川會議,主席的意圖是要解決作戰方面的戰略方針問題。就是要打山地遊擊戰。主席強調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輕視它,也不能夠用打國民黨的辦法,那不行,子彈缺乏,武器很少,打了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怎麼辦?
所以硬拼硬打是不行的,同時那樣子也不能發動群衆,不能建立根據地,不能擴充我們自己的隊伍。主席呀,他是看到後頭那一層,就是日本人敗了以後,我們要轉入進攻,所以要獨立自主,要建立根據地,擴大武裝。會上有些不同的意見,就是以遊擊戰為主還是以運動戰為主的問題。我發言是贊成主席的意見,贊成山地遊擊戰,着重要獨立自主。”
聶榮臻的回憶是準确的。從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洛川會議記錄上查到,聶榮臻作了如下發言:“1.軍隊出動與成略問題,現在我們是整個陣線之一部,另外同日本作戰,應時時顧到我們不要吃虧,因此戰略上采取山地遊擊戰,基本上要有獨立自主,否則在軍事上、政治上都可能發生問題。出動兵力為着很快地創造根據地,力量更大,影響更大,以前線的力量來争取條件,也是可以的;2.遊擊支隊問題:大的遊擊隊??小的遊擊隊繁殖,應盡量與東北及其他地方的遊擊隊打通,并派人去。現在幹部對遊擊戰争,獨立的工作(能力)比以前差,在敵人後方的基礎還是靠當地;3.外交問題,我們有許多關系,應進一步派人去工作,做軍隊中的政治軍事工作;4.财政問題,各方面的經費都不夠,以前是從地方籌糧,現在出動,再等是不可能也不應當的,開始應争取人民,不要侵犯其利益。戰鬥員生活上應同蔣介石士兵平等,否則工作不好做,并且給敵人以挑撥間隙。現在應多想點辦法,如國際方面,募捐是可以的。”聶榮臻的發言,是對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的堅決支持,也是他日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思想基矗經過讨論,大家統一到毛澤東提出的作戰方針上來了。後來,毛澤東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和實際情況,将抗日戰争的戰略方針歸納為:“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①洛川會議一掃聶榮臻心頭因前方戰局混亂帶來的愁雲,思想豁然開朗。
自“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要進入抗日戰争了,仗究竟怎樣打?這是聶榮臻時刻思考的問題。洛川會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明确認識到,出征之後的中心任務就是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獨立自主的遊擊戰争,實行持久抗戰。
8月25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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