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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征戰役中的中路指揮
沖央紅軍陝甘支隊在陝西吳起鎮(今吳旗縣城)進行短期休整後,于1935年11月初到達甘泉地區同紅十五軍團(由陝甘紅軍和先期到達的紅二十五軍組成)勝利會師。
11月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時決定恢複紅軍第一方面軍番号,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8日,葉劍英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參謀長。
11月下旬,葉劍英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直羅鎮戰役,殲敵一個師又一個團,俘敵5300餘人,繳槍3500餘枝。這次戰役的勝利,打破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鞏固了陝甘蘇區,有力地配合了全國紅軍的行動,為中共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劄”。
這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日益加緊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繼攫取中國東北之後,又制造了華北事變。國民黨政府卻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賣國政策,整個中國面臨着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危險。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為主要矛盾,促使國内各階級、各政治集團的政治态度發生了新的變化,全國各地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勢不可當。
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始終站在抗日救國的前列。1935年10月至12月,中共中央連續發表宣言和決定,号召全國人民和各黨派、軍隊團結起來,抗日救國,反對蔣介石的内戰政策。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陝西省安塞縣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讨論黨的戰略方針與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同時确定黨的戰略方針是:在以堅決的民族戰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總任務之下,首先須在一切政治的、軍事的号召上和實際行動上,“把國内戰争同民族戰争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猛烈擴大紅軍”,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以山西和綏遠等省為主要方向。
在瓦窯堡會議讨論黨的戰略方針過程中,葉劍英擁護黨的正确主張,并提出積極的建議。1935年12月19日,毛澤東特複電葉劍英等:“對戰略方針的提議均收到,我完全同意兄等的意見。洛甫同志及中央各同志在大會上均無不同意見,政治局已開了三天會,很好的讨論了當前的形勢力量與任務。
後天讨論軍事問題,詳情後告。”
根據瓦窯堡會議《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所确定的渡河東征的方針,和國民黨軍企圖阻止紅軍發展、圍困陝甘地區紅軍的新情況,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于12月24日下達了《四十天準備行動的計劃》。葉劍英根據這一計劃,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東渡黃河作戰的具體準備工作之中。據程子華回憶,葉參謀長親赴前線組織調查由延安、甘泉、左鋪各地到黃河西岸臨真鎮的交通道路,同部隊指揮員察看渡河地點,提出部隊作戰行動方案和建議,協助各部隊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調造船和劃船民工,組建工兵部隊進行造船、劃船、架橋等技術訓練和戰術訓練。
1936年1月底,毛澤東來到陝西省延長縣,與在這裡的彭德懷、葉劍英等召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進一步研究了東征作戰的問題。會後,彭德懷到黃河岸邊詳細偵察地形,了解敵軍兵力部署、工事構築、火力配備等情況,選擇渡河點。葉劍英留在延長,組織地方黨政機關,繼續做渡河的各種準備工作,并對渡河先鋒隊和船工進行政治動員和技術訓練。2月2日,葉劍英緻電毛澤東、彭德懷,提出應立即派人到延水南區黃河邊,動員60名水手備用,并對渡河器材的籌備、部隊集結待命等問題,提出了明确具體的建議。
毛澤東、彭德懷接到葉電後,于2月5日電示各部移動駐防位置,要求由葉劍英具體部署,并指定葉劍英将所準備的渡河器材,盡快交給一軍團。
葉劍英根據軍委的指示,立即制定出行軍、宿營計劃,調整部署,組織部隊向前沿陣地運動,并認真檢查落實。2月8日,毛澤東、彭德懷緻電葉劍英,詢問渡河準備情況,要求立即秘密征集皮筏水手;确定随軍東征的地方幹部、警衛連等今後歸葉劍英指揮調動,并由葉劍英派山西遊擊隊到延水城同另一獨立營及兩個遊擊隊集中訓練。葉劍英即命賴傳珠、楊森率山西獨立營及延水第一遊擊支隊、延長第六遊擊支隊開往延水城待命,并将30個渡河箋子交賴傳珠帶給一軍團。随後,葉劍英将一方面軍直屬隊帶往川口鎮集結待命。
2月18日,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下達了東征作戰命令。20日20時,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名義,在毛澤東、彭德懷指揮下開始東渡黃河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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