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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返軍委參謀部
葉劍英剛剛踏上延安這塊已經闊别五載的土地,一項艱巨的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肩頭。
1941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通告全軍:“葉劍英同志已回延安,現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駐延安辦公。”
從這一年開始,敵後抗戰進入了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日軍集中重兵瘋狂進攻根據地,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體戰”,頻繁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妄圖隔絕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系,消滅抗日人民武裝力量。
國民黨當局則繼續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不斷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進行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同時,有相當一部分國民黨正規軍扯起“曲線救國”的破旗,公開投敵,充當僞軍配合日軍作戰。在這種嚴重形勢下,中共中央為打破敵頑夾擊,戰勝嚴重困難,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針和政策,指引着中華民族的抗戰巨舟,劈風斬浪,頑強向前。
葉劍英長期戰鬥在統戰工作的崗位上,熟悉和了解敵、僞、頑、友等各方面情況,加上他本人的軍事造詣和謀略才幹,到統帥部工作以後,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器重,成為毛澤東、朱德指揮全國敵後抗戰的得力助手。
對葉劍英,朱德有過這樣的評語:“我們隊伍裡這樣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要充分發揮他的作用!”葉劍英以高明幹練的中共中央統帥部“參座”聞名于軍内外,受到幹部和群衆的尊重和信賴。①此時,“皖南事變”的餘波尚未平息。2月23日,葉劍英緻函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重申中國共産黨對“皖南事變”和蔣介石1月17日命令的立場,并列舉事實曆數了國民黨在“皖南事變”後,對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壓迫與軍事進攻有增無減的種種行徑。信中最後指出:“本黨中央認為十二條辦法如不能獲得滿意解決,各種政治壓迫與軍事進攻如不停止,則國共關系與時局危機,必将益形嚴重,一切空言延宕之辦法,将毫無補于實際。”“倘能由貴黨方面采納十二條辦法,使目前不幸事态轉禍為福,則非僅兩黨之幸,民族國家實利賴之。”
4月29日,葉劍英陪同朱德與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陳宏谟談話,進一步指出,國共關系如要好轉,國民黨中央目前至少應采取下列辦法:(一)停止逮捕共産黨人員,停止反共軍事行動和交通封鎖;(二)繼續發給十八集團軍各月份經費并補充彈藥;(三)新四軍餘部尚有八、九萬人,應即整編;至于移防一節,如政治上有确實保證,自可商量,否則于情于理礙難遵命。30日,陳宏谟等電告軍令部,由軍令部提出核議意見,報何應欽。何答應研究解決。
設在延安城西北王家坪的中央軍委,是中共中央指揮抗戰的“大本營”,從這裡發出的每一項指示,下達的每一個号令,無不牽動着各抗日根據地乃至全國的神經。葉劍英作為軍委參謀長,深知自己肩上的份量,日夜思慮着如何給中央、軍委當好參謀。他經常對參謀部的同志說,參謀部的工作非常重要,處理問題要特别謹慎,要遵照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意圖辦事,照顧好上下左右關系,尤其要多考慮到下邊部隊的困難。他以身作則,帶頭學習貫徹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細緻、周密地處理問題。那時軍委總部有一個①訪問康克清、陳慧清、譚友林、羅青長、藍祥輝等談話記錄,1987―1994年。
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一切工作節奏随着毛澤東轉。毛澤東習慣于夜間工作,葉劍英也通宵達旦地堅守在崗位上。他工作十分忙碌,每天要辦理幾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軍委上呈下達的文電。凡軍委機要處來的電報,送誰,抄誰,都要經過他批發,急件随到随辦。由他代軍委起草的許多文電,都要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審批後簽發,大多由“毛、朱、王、葉”①聯名發出的。
為了給黨中央和軍委當好參謀,更有成效地指揮抗日戰争,葉劍英十分重視從政治上、組織上和業務上加強參謀部的建設。原來軍委隻設一、二、三局,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他親自主持成立了四局,主管教育和行政。同時在各局實行精兵簡政,提高了工作效率。
“作之君,作之師”,葉劍英奉此為銘,既作群衆的領導,又當群衆的老師。他遇事總是先作學生後作先生,學習十分刻苦。他弄來一大塊青石闆,架在窯洞門口當桌子,常坐在桌前讀書寫作。那時候生活條件差,晚上看書點根蠟燭就很不錯了。他不但自己學,還規定學習時間和制度,組織有關的領導幹部、機關幹部一起學。學習的内容有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軍事著作,特别是毛澤東的持久戰的戰略戰術原則,同時學習蘇聯紅軍将帥的軍事理論,學習孫中山和中國古代的軍事理論。為了使幹部能讀懂原著,他還特意組織幹部進修日語、俄語和自然科學知識,指定江右書、伍修權等教課,定期組織考試。
他還不定期地給總部機關幹部、延安軍事院校作時事政治報告,用中共和蘇共黨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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