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第一次反“圍剿”

                                                        
      紅一方面軍攻克吉安後，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局面較前已大為改觀：整個根據地連成一片，包括縣城十四個，并在三十多縣範圍内進行了分田運動，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也建立起來。江西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震驚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十月間，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取得對閻錫山、馮玉祥的勝利後，立刻調集兵力，組織對紅軍和蘇區的“圍剿”，企圖在三至六個月内消滅紅軍。這樣，紅軍便開始了反對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圍剿”的鬥争。

  
      紅一方面軍總部和紅一軍團在吉安一共停留了十天。在這個期間，朱德非常注意搜集并仔細閱讀國民黨方面的檔案和當時的各種報刊，認真分析時局變化的動向。他正确地判斷：軍閥混戰結束後，蔣介石必定要調集軍隊向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一場大戰已迫在眉睫。他認為，這種進攻一旦發生，紅軍如果久留吉安将十分不利，應該迅速撤出吉安，以便機動作戰。

  
      為了做好這場即将開始的反“圍剿”戰争的準備，一九三○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朱德在吉安召開會議，讨論紅一方面軍今後的行動計劃。這時，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雖已糾正李立三的“左”傾錯誤，但由于軍事封鎖和交通阻隔，全會的精神還沒有傳達到江西蘇區和紅一方面軍中來，所以，少數領導幹部仍堅持應按照中央和軍委八月初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會上發生了争論。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最後通過了一個靈活的方案，決定先向吉安以北、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進，在這裡發動群衆，籌措給養，并等待戰機。

  
      會議結束後，朱德、毛澤東在當天命令紅一軍團的三個軍分别于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拂曉撤出吉安，移師向北，到清江附近集中。十七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到達峽江，這時，他們已得到蔣、馮、閻軍閥混戰結束的确實情報，并獲悉敵人有六個師開到南昌，準備向樟樹推進。

  
      當晚，朱德在峽江縣城出席由毛澤東主持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擴大會議。會議開了一夜，在讨論紅一方面軍的行動問題時，展開了激烈争論。争論的中心問題是：（二）是否繼續攻打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二）把即将開始的反“圍剿”的戰場擺在哪裡？

  
      在争論中，朱德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我們不能以卵擊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東渡贛江到革命根據地内部去關門打狗。”“因為大前提還是敵強我弱，而且具體地看，湘敵強，贛敵弱，我們要避實就虛，‘誘敵深入’，以弱勝強。贛江西岸夾在湘、贛江之間，機動範圍小；而贛江之東呢，地跨閩、浙、贛邊界，有大山，回旋餘地大，在根據地内實行群衆的戰争，想怎麼打就怎麼打。”①但是，紅三軍團的少數領導幹部沒有接受毛澤東、朱德的意見，堅持要在贛江西岸作戰，反駁說，“井岡山就不要了？”②為了維護紅一方面軍的團結，會議沒有硬性作出東渡贛江的決定，而把問題留待繼續讨論。朱德、毛澤東也沒有立刻命令部隊東渡贛江，而命令紅一軍團繼續向袁水流域開進，同紅三軍團靠攏。

  
      十月下旬，蔣介石加快了“圍剿”江西蘇區的步伐，從中原戰場調集大量兵力南下，集結在南昌周圍，開始部署對革命根據地的包圍。大敵當前，形勢咄咄逼人。在這個嚴峻時刻，必須盡快結束紅一方面軍領導幹部内部的争論，把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和戰略方針确定下來。否則，必将贻誤戰機，陷于被動。

  
      十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到達新餘縣的羅坊，立刻在這裡召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聯席會議，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決策會議，毛澤東，朱德、周以栗。彭德懷、膝代遠、袁國平、李文林（江西省行委書記）、曾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等出席了會議。

  
      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繼續讨論峽江會議上争論而沒有解決的戰略方針問題。毛澤東首先指出：“在強大的敵人進攻面前，紅軍決不能去冒險攻打南昌”，“必須采犬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選擇好戰場，創造有利條件，充分依靠人民群衆，實行人民戰争，把敵人放進來，才能集中力量消滅敵人。”

  
      ③朱德在講話中完全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指出在強大的敵軍已經在南昌、九江周圍集結的情況下，決不能冒險去打南昌、九江。隻能實行“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東渡贛江，在革命根據地消滅敵人。經過毛澤東、朱德的耐心說服，對打不打南昌、九江的問題統一了認識。第二天，會議一緻通過《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在敵人大舉增兵與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勢之下，單憑紅軍輕襲南昌、九江，而且紅軍相當給養都不具備，運輸條件十分缺乏，這無疑的要成為遊擊式的進攻，結果攻不下又轉而他往，反使一省勝利延期實現。所以這一輕裝襲取的遊擊觀點與争取一省首先勝利有計劃的有布置的戰略絕不相容，應加以嚴重的糾正。”④打不打南昌、九江的問題解決了，接着的問題就是在什麼地方同敵人作戰？也就是反“圍剿”的戰場擺在贛江以東還是贛江以西？對這個問題仍繼續發生争論。紅三軍團和江西省行委的少數領導幹部，反對東渡贛江的方針，提出“夾江而戰”的主張。彭德懷在回憶中寫道：“在三軍團渡江之前，因三軍團之五軍和十六軍大多數是千江、浏陽人，八軍大多數是陽新、大冶人，地方主義者利用這一點來反對過江，主張一、三軍團分家，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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