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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機更趨深重。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對上海的侵略戰争尚未結束,在東北又宣布成立僞“滿洲國”,全國人民悲憤填膺。可是,在三月間出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卻置全國人民的強烈抗日要求于不顧,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為基本國策,準備發動對紅軍和蘇區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
四月十九日,蔣介石委任何應欽為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五月一日,何應欽抵達南昌策劃對這一地區的“清剿”。五月五日,國民黨政府同侵華日軍簽定了喪權辱國的“上海停戰協定”,将堅持抗日的第十九路軍從上海調往福建參加“剿共”。五月中旬,粵軍陳濟棠部三個師又侵入贛西南大片地區,向零都窺進,對中央蘇區構成很大威脅。
六月間,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豫、鄂、皖、湘、贛五拾剿匪”軍事會議,具體部署對各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大規模“圍剿”分兩步走:第一階段,先把重點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這兩個革命根據地;第二階段再集中兵力“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蔣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随即調集九十個師共五十萬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進攻。
于是,第四次反“圍剿”戰争開始了。
針對敵人的進攻态勢,中共臨時中央在六月五日發出緻各蘇區的軍事訓令,要求:“中央蘇區一、五軍團主力,應先與河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粵敵,在可能條件下,占領梅嶺關,再沿江北上,占領贛州、吉安、樟樹,以争取南昌為目的。贛州如一時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①根據臨時中央這個指示,六月八日,朱德、毛澤東、王稼祥在福建上杭縣的官莊,召開軍事會議,讨論對入贛粵軍的作戰計劃。會議決定東路軍迅速回師贛南,同西路軍會合。次日,朱德、毛澤東、王稼祥率領東路軍由閩西出發,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贛南急進。回師途中,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恢複紅一方面軍建制,仍轄第一、第三、第五三個軍團,朱德兼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王稼祥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随軍行動。同時,取消東路軍和西路軍番号。
六月二十一日,原東路軍到達贛南安遠縣的天心圩時,朱德、毛澤東、王稼祥決定,首先向人贛粵軍的後方基地――粵北的南雄發起進攻,并于當天命令全軍:“首先要迅速的、堅決的消滅入贛粵敵。”②命令下達後,朱德、毛澤東、王稼祥立即指揮紅一軍團、紅五軍團向南雄推進。彭德懷、滕代遠也率領紅三軍團,從湘南回到贛西南的大庾東北地區,以箝制由贛南後撤的粵軍。
侵入贛南的粵軍,得知紅軍主力由閩西回師贛南,并有奪取它的後方南雄的意圖後,急令李振球、葉肇兩師共八個團向大庾集中,企圖在東、西兩路紅軍會合前實行各個擊破。七月一日,當李、葉兩師向南推進到南康、大庾間的池江附近時,遭到紅三軍團截擊,四個團被擊潰。七月四日,紅三軍團開始向大庾粵軍發起多次圍攻,但因粵軍憑險固守,雙方打成對峙。
七月七日,粵軍第四師由贛南的信豐到達南雄附近的烏徑,獨立第三師、第五師由韶關增援南雄,企圖南北夾擊由閩西回師的紅軍部隊。七月八日至十日,朱德、毛澤東、王稼樣指揮紅一軍團、紅五軍團等部在南雄、烏徑之間的水口圩,同這兩股粵軍展開激戰,經過三天三夜的肉搏戰,擊潰粵軍十個團。這次戰鬥打得異常慘烈。當年參加指揮這次戰鬥的聶榮臻回憶說:“水口戰役是著名的惡仗。雙方傷亡之大,戰場景象之慘烈,為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所罕見。屍橫遍野,對于這次戰鬥來說,并不是過甚其詞。
有的部隊白天打仗,夜間還要在該地露營,許多同志疲勞過甚,倒頭便睡,第二天拂曉才發現是和屍體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間口渴,模到河溝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曉一看,河溝裡的水泛着紅色。”③經過大庾、水口等戰役,共擊潰粵軍十五個團,使粵軍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并在此後較長一段時間内不敢再向贛南革命根據地進犯。這就使中央蘇區的南部基本得到穩定,為後來紅一方面軍在北線作戰解除了後顧之憂。
但是,這次戰役也有不少教訓,主要是前方誤報敵情,紅軍兵力又不集中(紅三軍團趕到時,水口戰役已經結束),隻将敵軍擊潰,并未大量殲滅,紅軍的傷亡也比較大。朱德很重視這次戰役的教訓,在七月二十日發布訓令說:“當戰鬥間,高級指揮員對于戰場的指揮,常因戰争環境的遷移而有許多臨機應變的處置。在前線各級指揮員,應不斷的将敵情據實報告,以幫助高級指揮員之決心和處置。但報告如不确實,則處置亦因之錯誤。這是我各級指揮員須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戰中,如三軍團誤報大庚之敵已經退卻,緻我軍轉變作戰目标。又五軍團報告水口之敵已退去,我軍追蹑不及,緻高級指揮員對增援計劃中途改變,使該敵不能迅速殲滅,延長戰局至三天之久。以上嚴重錯誤,由于對反革命向革命進攻的堅決和頑強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視陣地偵察工作所緻。倘不嚴格糾正這些現象,将又影響戰局,緻革命戰争于不利。”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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