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抗戰的号角吹響了

                                                        
      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革命根據地周圍的情勢稍形平靜，朱德獲得了一次學習和休整的機會。這在他長期的戎馬生涯中是很難得的。他閱讀了許多馬列著作和曆史著作，回顧并總結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的經驗，參加“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研究會”，在紅軍大學教授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

  
      這時全國的局勢發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又把侵略勢力迅速伸向華北，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産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号召國内停止内戰，一緻抗日。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國範圍内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國的群衆運動新高潮，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決議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并且指出：“關門主義是黨内的主要危險。”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内部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表明國共關系在嚴重民族危機下已發生重大變化。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時，日本侵略者指揮的僞蒙軍正向綏遠大舉進攻。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奮起抗擊，取得了重大勝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澤東聯名緻電傅作義，稱贊他“孤軍抗戰，疊獲勝利，日僞軍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現所努力之停止内戰，抗日救國之行動，必能對于足下之抗日義舉，遙為聲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領紅軍總部抵達陝北保安縣，同中共中央會合。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等暨全體紅軍發表《緻蔣介石書》，要求蔣介石停止内戰，一緻抗日。

  
      争取和團結東北軍、西北軍共同抗日的工作這時正在順利開展。十二月十二日，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發生。主張抗日、反對“剿共”的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們“剿共”的蔣介石，對他實行“兵谏”。幾天後，蔣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來當面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①。

  
      在中國共産黨的幫助下，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實現了國内和平。中華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

  
      但是，形勢的發展并不那麼一帆風順。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卻遭到蔣的軟禁。國民黨中央軍顧祝同部正準備從潼關向西安推進。大局一時還沒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現在是抗日不抗日的問題，應發表宣言，号召全國反對内戰”②。二月一日，朱德以紅軍總司令名義向紅色中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明确表示：“紅軍之主張完全與全國人民一緻，用全力謀國内各黨派、各軍隊之聯合，共同向着中華民族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而不願自相殘殺之内戰再延一時一刻也”。他要求蔣介石和國民黨将領遵守原已許諾的“國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乓之命令”，并聲明已“将紅軍各部隊停止于蘇區邊境，對蘇區鄰近之各國民革命軍部隊不加以任何攻擊，确守互不侵犯原則。不論過去曾否與紅軍敵對之部隊，一律以友軍看待，靜待聯合抗日局面之成立。”③當時，國民黨正準備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為了促成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緻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停止内戰，集中國力，一緻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項保證是，如果國民黨将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産黨願保證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的争論，在二月二十一日通過了一項事實上接受中國共産黨提議的決議案，在國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号召全黨“為鞏固國内和平，争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鬥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為蘇區代表會議）。朱德在會上發言，指出：“現在是紅軍新階段”，“自‘九一八’事變後，紅軍即發表願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抗日的協定，獲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現在最主要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任務是聯合全國力量打日本。”為了實現這個轉變，“對于友軍工作與群衆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對友軍要開誠布公，影響他們、推動他們抗日；對于群衆工作，要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要把門打開。”④将要到來的全國抗戰會是一場怎樣的戰争？中國共産黨在對日作戰中應該采取怎樣的戰略戰術？朱德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

  
      他強調指出抗日戰争的長期性和群衆力量的組織動員問題，說：“據我們的經驗與估計來看，抗日戰争不是一年半載與一兩次戰争就能解決的。戰争的時間必會長久，戰線必定會很寬。那麼我們戰争勝利的決定因素，就是預備軍的動員如何，預備軍的組織如何。”因此，他強調：“首先應争取民主制度的實現。否則一切全是空的。”“必須改善群衆的生活，才能增強抗日的力量。”⑤他認為遊擊戰争将在未來的抗日戰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遊擊戰争是抗戰的一個力量”；“黨校與紅大要加強訓練遊擊戰争的幹部，以後要派一批幹部到地方去當教師，遊擊隊的隊長、政委主要要從當地創造”，“在遊擊戰争的實踐中是可以培養出這方面的幹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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