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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束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突出敵重圍,十一月到達宜章、郴州問。我建議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甯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衆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将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納。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蘇區這樣一件大事情,都沒有讨論過(我是從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局江口會議後,就沒有參加過任何會議,當時,我不是中央委員(注: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由于戰事緊張未及通知本人。)和中央局委員,但聽說其他中央委員也是如此)。結果紅軍深入湘桂邊兩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脈)中,走了七天。桂軍利用人熟、地熟條件,采用遊擊戰,給三軍團以極大困難。我軍經過艱苦鬥争,才進入貴州省境黎平。一軍團走在最右,在湖南境内的情況較好些。中央縱隊走在一、三軍團中間,聽說也很困難。一、三軍團像兩個轎夫,擡起中央縱隊這頂轎子,總算是在十二月擡到了貴州之遵義城,結束統治了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線。
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幾次“左”傾路線中,王明路線時間是最長的一次。它以國際主義為幌子,穿着馬列主義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對王明路線,是在一個又一個的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後才認識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線對福建事變的态度,我才開始把它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作了比較的認識。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時,特别是第三次反“圍剿”,蔣介石以五十萬大軍,分為三路長驅直入,我紅軍僅三萬人多一點,絲毫不亂,一一将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對第五次“圍剿”時,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果。
我對立三路線的認識比較早些,原因有許多,對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當時如果執行打武昌這一指示,三軍團有被全部消滅的危險,這是一個生與死的威脅。所以,對立三路線的冒險性,是從這樣一個具體行動上認識的。這種認識是膚淺的,不深刻的。
從遵義會議後成立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到一九四三年黨内學習兩條路線,我才進一步認識到黨内馬列主義和反馬列主義兩條路線的長期鬥争。
遵義會議到會理會議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是在毛主席主持下進行的,清算了反第五次“圍剿”以來錯誤的軍事路線。我沒有等會開完,大概開了一半就走了。因為三軍團第六師擺在遵義以南之刀靶水,沿烏江警戒,遭蔣介石吳奇偉〔54〕軍的進攻,我即離席趕回前線指揮戰鬥去了。
會議結束後,聽了傳達,大概意思是:改變了軍委領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主席擔任領導;撤換了博古的總書記,中央總書記由洛甫(張聞天)擔任;準備艱苦奮鬥,在湘、貴、川邊建立根據地①,與二方面軍取得聯系。這一切大家都高興,完全擁護。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總書記。
蔣軍追迫遵義,紅軍放棄遵義,繼續向西轉進。待各路敵追迫至雲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時,紅軍從間道插回桐梓。三軍團向南轉進,在婁山關與王家烈〔55〕部約四五個團遭遇,王部被我擊潰,我軍猛追至遵義,當晚強攻該敵,敵棄城南逃,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義。注:①遵義會議決定在雲、貴、川邊建立根據地。
第二天早上,蔣部吳奇偉軍向遵義反攻,蔣到貴陽親自指揮。三軍團沿城南門外至西門外高地抗擊吳軍;我一軍團隐蔽集結于城東南,待吳奇偉軍全面展開向三軍團攻擊時,從敵側後突擊。從上午九時戰鬥到午後四時,一、三軍團合殲敵一個師,餘敵逃脫。這是退出中央蘇區第一次連打了兩次勝仗。打亂了敵人的追擊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動。改換新的領導後,打這樣一個勝仗意義更大。
打敗吳奇偉的第二天,中央機關到達遵義城。三軍團集結在城外西南十餘裡,打算休息三五天,深入傳達和讨論遵義會議決議。當時,蔣介石軍正在向貴陽集結;滇軍向雲貴邊之畢節、宣威一帶集結;四川軍數部向川南集結。我當時認為,應擺脫滇軍,專對蔣軍作戰。隻要尋機再殲滅蔣軍三四個師,我們就可以站住腳,而達到按照遵義會議的決定,在湘、貴、川、鄂邊――即思南、秀山、銅仁、溆浦、辰溪、沅陵地區反複作戰,粉碎敵軍進攻,争取與第二方面軍靠攏,建立新的根據地,停止戰略退卻。這時接到軍委命令,三軍團歸一軍團林、聶指揮,進攻魯班場駐守之敵約一個軍。該敵到魯班場已是第四天,野戰工事已完成。我攻擊一天未奏效,黃昏撤退,繼續西進。到離習水不遠之某鎮,軍委又決定打擊追敵潘文華師,該師九個團,系川軍劉湘主力,戰鬥一天又未取勝,我乘夜撤退,渡過習水河繼續西進。敵軍繼續堵擊、側擊,比較緊張。提示您,本章還有下一頁點擊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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