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前線
習仲勳曾說:由于小河會議确定組成西北野戰軍前委,決定西北局回後方主持工作,會後,我即和彭總分開,與賀龍同志一起前往綏德,統籌後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戰軍作戰。
七月二十四日,即小河會議結束後第二天,習仲勳同彭德懷一起由小河村進至石灣以西十五裡的一個村莊,二十六日回到米脂縣背q西北野戰軍總部。二十九日,習仲勳和賀龍參加了彭德懷在馬蹄溝主持召開的野戰軍第一、二縱隊旅以上,新四旅、教導旅團以上幹部會議,通報了各戰略區情況,及晉綏與陝甘甯統一和榆林戰役等問題。在彭德懷、賀龍講話後,因為要離開前線,習仲勳着重對即将發起的榆林戰役發表了意見。他分析介紹說,榆林是國民黨軍晉陝綏邊區總部所在地。其西與甯馬集團、南與胡宗南集團形成犄角之勢,北與綏遠傅作義集團相依,為國民黨軍在陝北的重要據點。榆林城西側有榆溪河,西北面均為廣闊沙漠,東南是丘陵與溝壑,城牆堅固,易守難攻。我們必須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視敵軍特點,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戰略部署和彭總的戰役決心,誘敵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陳赓縱隊南進和發展,也利于我西北野戰軍今後行動。八月三日,習仲勳在已移至小理河口棗林坪的西北野戰軍總部,同彭德懷、賀龍再次研究了攻打榆林的部署,統籌安排了前方和後方的工作後,即離開了作戰前線。
習仲勳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撤離延安之際,臨危受命,協同彭德懷指揮西北人民解放軍馳騁陝甘甯廣大地區,在四個多月時間内曆經較大戰役、戰鬥八次,殲滅國民黨軍四個旅部,十三個團及兩個保安隊,斃傷敵一萬一千餘人,俘敵一萬五千餘人,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和糧食物資,初步改變了西北戰場形勢。盡管時間不長,卻是習仲勳革命經曆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時期,是他作為黨和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優秀領導人擔負起參與指揮戰略區域作戰重任,并取得卓越勝利的時期。據不完全統計,四個月中,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名義發給彭德懷、習仲勳,和彭德懷、習仲勳發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電報達九十六份之多。這些電文起始稱謂或文尾署名,皆以彭習并列。毛澤東還在電文中稱西北人民解放軍為“彭習軍”。正當西北解放戰争正在深入向前推進之時,習仲勳奉命離開前線,回後方主持工作。他的心情頗不平靜。
在四個多月戎馬倥偬中,他同年長自己十五歲的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廢寝忘食,殚精竭慮,商讨戰局,籌謀軍機,爬山越嶺,栉風沐雨,行軍打仗,風餐露宿,度過一百多個日日夜夜,常常因為環境所限擠在一個土炕上睡覺,他們在硝煙戰火和槍林彈雨中結下了深厚情誼。他們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們相互尊重,真誠相待;他們正确指揮,出奇制勝,帶動了全野戰軍緊密團結,通力殲敵,也在廣大指戰員中傳為佳話。時任野戰軍副參謀長的王政柱将軍五十年後回憶彭、習在西北戰場往事時曾說:轉戰陝北開始時,黨中央任命西北局書記習仲勳為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任命邊區政府副主席劉景範為野戰軍後勤司令員。彭總對他們十分尊重,從不稱呼他們“副政委”、“後勤司令”等軍隊兼職職務,總是以“習書記”、“劉副主席”稱之。我經常看到,彭總制訂的作戰計劃,在交付讨論之前,總要先同仲勳交換意見;彭總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電台發出之前,總要讓仲勳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電,彭總看後立即同仲勳一起商量貫徹意見。彭總不但自己尊重、關心仲勳和景範同志,而且經常對我們說,要向地方黨政領導同志學習。在戰場上許多次危險時刻,他們互相關心,争先向前的情景更是感人至深。有時,敵機狂轟濫炸,流彈橫飛,彭德懷為了準确無誤地實施指揮,總是不顧個人安危,沖出陣地,察看地形和敵情。當習仲勳等勸他注意安全,甚至強行将他拉下陣地時,彭總說:不到前面去,光靠電話和地圖是打不了勝仗的。但是當習仲勳等要靠前指揮時,他卻說:還是讓我去,你不要冒險,何必多付出犧牲呢?革命還是多留下一些人好嘛!他們不畏犧牲,争先走向炮火激烈的方,使前線官兵受到巨大鼓舞,從而産生了無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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