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到洛陽之初,度過了一段較為平靜的日子。然而,準也沒有料到,等待他的卻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習仲勳再次被卷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之中。
■暴風雨襲來的時候
在習仲勳去洛陽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就已經在北京刮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彙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這篇文章對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不久,又有文章把《海瑞罷官》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聯系起來。康生提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鳴不平。毛澤東又一次支持了這一說法,并在小範圍内談話說:“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從而,更進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政治分量。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這一批判已發展到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形成思想文化領域廣泛的大批判運動。
這時,批判《海瑞罷官》盡管沒有觸及習仲勳,但是,日益緊張的政治局勢,使關心他的人和企圖整他的人都不能不聯想到他與彭德懷的關系。随着局勢的發展,習仲勳被康生點名批判,關心他的人們則為他的處境擔憂。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并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這兩次中央會議,是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的當天,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寫信,表明支持他們的造反精神,從而使紅衛兵運動席卷全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組織大中學校學生代表、教職工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從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和大中學校師生,使紅衛兵和學校師生大串連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組”煽起的所謂捍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狂潮下,一場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民主和法制的大動亂,迅速在全國城鄉蔓延開來。各地紅衛兵沖擊文化教育界和黨政機關,揪鬥“走資派”,橫掃“牛鬼蛇神”,大字報鋪天蓋地。在“破舊”、“立新”、清除所謂“封、資、修”的口号聲中,文化設施和文物古迹遭到嚴重破壞,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黨政機關的大小領導幾乎都被揪鬥,有的甚至受到侮辱和毆打,不少人還被抄家,以至遊街示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洛陽也陷入混亂之中。高音喇叭的喧嚣聲,遊行集會的口号聲不絕于耳,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小字報、傳單和标語貼滿大街小巷。新聞媒體傳播着歌頌“文化大革命”、動員群衆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觀點和主張。這時的洛陽礦山機器廠,盡管也受到了大氣候的沖擊和影響,但作為一個大型生産企業,工廠生産和工作秩序仍然比較正常,廣大工人群衆對一些“左”的做法抱有很大的懷疑和反感。這年春天,洛陽礦山機器廠接受了國務院一機部下達的四百套大鍋錐和七十一台火箭生産任務,并動員部分職工到農村支援抗旱,挑水灌溉麥田。五六月間,洛陽礦山機器廠先後自行設計、成功制造出我國第一台鑽頭直徑為一百九十毫米的(ZL一1型)牙輪鑽機,完成了國家重點産品七百鉗式行星軋機。七月,圓滿順利舉行了第四屆第四次職工代表會議。習仲勳對廠裡安定團結的形勢、緊張有序的生産和取得的一系列成績,感到高興和欣慰,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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