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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一出戲，LAb?me（《深淵》），是法國著名劇作家叙爾寫的。它已經從舞台直接進入了小忘川（就是那條為戲劇服務的溪流，剛巧，小忘川含有的遺忘溶液稀一點，不像大忘川那樣忘得一幹二淨。因此，垂釣的人很多年以後還會從中釣上東西來。）這出戲——壓根是愚蠢的，甚至愚蠢得很完美。要不換個說法：完全以傳統的戲劇手法來構建，固守陳規。它講的是一個法國中年女士的痛苦，她富有，虔誠信教，突然對一個叫伊戈爾的俄羅斯年輕人燃起了有罪的激情。伊戈爾來到了她的莊園，愛上了她的女兒安熱莉克。作者為了營造神秘和縱欲的氣氛，随手給這個家裡加了一個陰沉頑固、意志堅強的老朋友。女主角對伊戈爾很感興趣，引起這位老朋友的嫉恨，伊戈爾則看上安熱莉克，女主角又為此而嫉恨。總而言之，該劇引人入勝，忠于生活，每句台詞都帶有可敬的傳統風格。一切正常發展，不用擔心靈機一動擾亂了定好的行動進程。該怎麼寫就怎麼寫，必要時插上一點抒情場景，或讓兩個老仆人來一段恬不知恥的解釋性對話。
                  引發是非的蘋果往往是未成熟的酸蘋果，那就要煮着吃了。所以此劇裡的年輕人多少有些蒼白無趣。作者明顯耍了些花招，把他寫成個俄羅斯人，但如此為人物潤色，依然是徒勞。根據叙爾的樂觀意向，他是一個俄羅斯的流亡貴族，新近被一位老太太收養，這位老太太是附近一位地主的夫人。一天晚上，雷電大作，伊戈爾來了，敲門進來，手握短馬鞭，焦急地說自己養母地産上的松樹林起火了，我們的松樹林也很危險。打動我們的與其說是樹林起火的消息，不如說是年輕人朝氣蓬勃的神采。我們更想躺在厚厚的墊子上，埋頭擺弄我們的項鍊；這時我們那位陰沉的朋友注意到，這火光的投影有時比真正燃燒的火更危險。如你所見，此處情節充實，水準尚佳，讓人一看就明白，那個俄羅斯人将經常來訪。事實上，第二場就全是陽光明媚的好天氣，人們穿的也是豔麗的夏裝。
                  根據該劇的劇本，伊戈爾自我表達的方法并非不妥（至少開始幾場是如此，作者還沒對此感到厭煩），隻是有點遲疑，時不時插入一個問題：“我想用法語應該是這麼說的吧？”後來，故事亂了，作者沒有時間顧及這些細節，所有的外國人的用語特征都被删去了，俄羅斯青年掌握了大量的法語詞彙，俨然一個地道的法國人。直至快結尾時，在最終爆發之前的平靜中，劇作家才驚訝地記起伊戈爾是哪國人。伊戈爾不經意地對老仆人說了這番話：“Jétais  trop  jeune  pour  prendre  part  à  la  ……  comment  dit-on  ……  velika  vo?na  ……grande，grande，guerre  ……”(1)如果對作者公平對待，說真的，除了那個“velika  vo?na”(2)和客氣的“dosvidania”(3)外，他沒有對他的朋友們濫用俄語。舞台指導的意見是“斯拉夫語的單調節奏讓伊戈爾的話有了一定的魅力”，他努力做到了這一點。
                  該劇在巴黎大獲成功，伊戈爾由弗朗索瓦·庫洛扮演。他演得不錯，不過不知為何帶着濃重的意大利口音。這很明顯，是為了去掉俄語口音，巴黎的任何一位批評家都不會覺得奇怪。後來，這部戲慢慢到外省去演，這個角色碰巧由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扮演。此人叫利克（拉夫連季·伊萬諾維奇·克魯日夫尼欽的藝名），瘦長身材，一頭金發，深咖啡色的眼睛，從前在一部電影裡演過一個結巴的小角色，因演得傳神而出了名。
                  不過很難說利克（這個名字在俄語及中世紀英語裡是“面容”的意思）成名是因為他真有舞台表演天賦，還是因為他是一個具有多樣潛在才藝的人。如果是後一種情況，他就是随便幹了某個别的行當，也能成為畫家、珠寶商或者捕鼠能手。這樣的人就像一個有着好多不同房門的房間，其中也許有一道門直通美麗的花園，進入非凡人性那灑滿月光的夜色深處，在那裡發現精神上一心追求的珍寶。可是盡管如此，利克還是沒有成功地打開那道門，而是選擇了演藝之途。他在這條路上毫無激情地走着，像一個心不在焉的人尋找實際上并不存在的路标。這個路标也許他在夢中見過，也許隻能在一張沒有沖洗出來的相片上依稀見到，那是他永遠永遠不會去的某個地方。從人間習俗的傳統标準看，他三十來歲，當時也正好是三十年代。老一些的人不僅被置于自己國家的邊境之外，也被置于自己的生活邊境之外。懷舊情緒演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複雜器官，它不停地運轉，産生出分泌物來彌補失去的東西。否則，它就會變成心靈上的緻命腫瘤，讓人難以呼吸，難以入睡，難以與無憂無慮的外國人交往。在利克的記憶裡，俄羅斯仍處在胚胎階段，僅限于他朦胧的兒時記憶，比如鄉村第一個春日散發着樹脂的芳香，或者他的風帽毛邊上落下形狀獨特的雪花。他的父母過世了，留下他一人獨自生活。生活裡總有些愛情和友誼的破爛事。沒有人給他寫來饒舌的信，自己的事就自己管，沒人為他操心。他從兩位醫生——一位法國醫生，一位俄羅斯醫生——那裡得知自己（就像許多主人公那樣）患有無法治愈的心髒病，可是要找個人去訴訴他這平白無故害上的病，卻找不到一個人，盡管滿大街都是身強體壯的老年人。他的疾病似乎與他對美好昂貴東西的嗜好有一定關系。比如，他會花光身上僅有的兩百法郎買下一條圍巾或一支自來水筆，可是圍巾很快就髒了，自來水筆也很快就壞了。不管他怎樣小心翼翼地愛惜它們，甚至像神一樣供着它們，結果總是如此，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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