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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歡鬧突然爆發，分開了我們。原來是一場雪球大戰在黑暗中打響。有人逃跑，跌倒，踩得雪嘎吱嘎吱響，大笑，喘氣，爬上風吹而成的雪堆，使勁跑，發出了一聲可怕的呻吟：深深的積雪對一隻套靴實行了截肢手術。過了沒多久，大家都四散回家，我不曾和尼娜交談，不曾籌劃過未來，也不曾想過接下來牽扯不斷的十五年。這十五年從那一刻起就已經向着黑暗的地平線啟程，一路上滿載着我們零零碎碎沒有集合起來的會面。我記得那一晚餘下的時間裡全是手勢和姿勢的迷宮，手勢和姿勢的陰影（大概是在客廳裡做各種遊戲，尼娜總是分在遊戲的另一方），我在這些迷迷亂亂的影子裡注視着她，她在雪地裡和我那樣親熱一番後竟然再不理我。令我驚訝的倒不是她不理我，而是她的态度來得那麼天真自然。我當時還不知道，隻要我一句話，她的漫不經心就會立刻轉變為陽光四射般的美妙熱情，轉變為歡歡喜喜、百依百順，好像女人的愛是含有鹽分的泉水，喝了有益于健康，隻要有人稍加注意，她就會心甘情願地讓他飲用。
                  “讓我想想，我們上回是在哪兒見的面，”我開始說道（對着菲雅爾塔版本的尼娜），為的是讓她顴骨突出、嘴唇暗紅的小臉上生出一種我熟知的表情。果然不出所料，她又是搖頭，又是皺眉，那意思倒不像是說她忘了，而是在感歎老說這樣的笑話，太沒意思了。說得更确切點，那表情就好像在說，命運在所有那些城市安排了我們各種各樣的約會，卻從未親自出席；那些站台、樓梯、三面是牆的房間和昏暗的屋後小巷，隻不過是很久以前别人的生活結束後存留下來的陳腐的布景，它們和我們自己漫無目的的命運的表演沒什麼聯系，提起來實在倒人胃口。
                  我陪着她走進拱廊下的一家商店，珠子門簾外天色已暗，她指着幾款裡面墊着薄綿紙的紅色女式錢包，仔細看标價牌，像是要了解博物館裡的展品名稱。她說她想要的正是這種式樣，不過得是淡黃褐色的。經過十分鐘忙忙亂亂的翻騰，那位達爾馬提亞(2)老頭竟奇迹般地找出來這麼一個稀奇古怪的東西，我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尼娜正要從我手裡摳出幾張錢來，又突然改變了主意，什麼也沒買就穿過飄動的珠簾走了出來。
                  外面和先前一樣，還是乳白色的沉悶天空，還有一股燃燒的氣味，從那些灰白房屋毫無遮擋的窗戶裡飄出來，攪動了我對鞑靼人往事的回憶。一小群小飛蟲正忙着在一株含羞草上方織補空氣，含羞草無精打采地開着花，枝葉都拖到了地上。兩個戴着闊邊帽的工人正就着奶酪和大蒜吃午飯，他們背後靠着一塊馬戲廣告牌，廣告牌上畫着一位紅色的輕騎兵和一頭老虎模樣的橘色野獸。奇怪的是，畫家竭力把這隻野獸畫得盡可能地兇猛，但他用力過猛，便從别的方面設法彌補，因為老虎的臉看上去分明像張人臉。
                  “Au  fond，(3)我剛才想買一把梳子。”尼娜說道，覺得後悔為時已晚。
                  她辦事老是猶猶豫豫，想了再想，想到第三遍又回到頭一次的想法上去，連上下火車時都要擔心一會兒，這些我都多麼熟悉啊。她總是要麼剛剛到達，要麼馬上要離開，對此我一想起來就有受辱之感。約會本來是定好了的，就是遊蕩成瘾的混混也知道那是非去不可的，她卻要把路線搞得複雜多變，叫你瘋跑。假如要我在我們俗世評判人面前提供一個她平時的典型姿勢，那我也許要把她放在庫克旅行社(4)，讓她斜靠着一個櫃台，左小腿交叉在右小腿上，左腳的腳指頭輕敲地面，兩隻尖瘦的胳膊肘和裝滿硬币的手提袋放在櫃台上。旅行社的工作人員則手握鉛筆，和她一起謀劃着給她訂一個一勞永逸的永久卧鋪。
                  大批人離開俄羅斯移居國外後，我在柏林的一些朋友家裡見過她——那是第二次見面。我快要結婚了，她剛剛與她的未婚夫分手。我一進那間屋子，一眼就看見了她。我又掃了一眼别的客人，憑直覺判斷在場的男人中哪一個比我更了解她。她坐在一張長沙發的一角，雙腳收在沙發上，小巧的身體舒适地蜷曲成一個“Z”形，一隻鞋跟前面的沙發上歪立着一個煙灰缸。她眯縫着眼睛看了看我，聽我報了姓名，然後從嘴唇上取下那個花梗一般的煙嘴，這才緩緩地、樂呵呵地說道：“好吧，見過大家——”她一張嘴，大家立刻明白了，我們的親密關系由來已久。不用問，當年那場熱吻的事她早就全忘了，然而不知為何，倒是因為有過那樁微不足道的事，她好像不由自主地老是隐約想起一段熱烈快樂的友情，其實那樣的友情在我倆之間根本不存在。我們的關系完全是一個虛架子，建立在想象出來的感情上——這與她待人随便的好心腸無關。從我們說的話來看，這次見面被證明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但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了隔閡。那天晚餐時我的座位碰巧排在她身邊，我厚着臉皮試探了一下，看她藏在心裡的容忍程度到底如何。
                  此後她又消失了。一年後，我和妻子到火車站送我弟弟去波茲南(5)。火車開走以後，我們沿着站台的另一邊朝出口走去，突然在巴黎快車的一節車廂旁邊看見了尼娜，她把頭埋在她捧着的一束鮮花裡，站在一夥人中間。那些人是她的朋友，我不認識。他們站成一圈，呆呆地望着她，就像無所事事的人望着大街路面，望着一個迷路的孩子，或者望着車禍的受害者一樣。她爽朗地揮着花向我打招呼，我把她介紹給了葉連娜。在偌大一個火車站裡，每一件事情都在其他事情的邊緣上顫抖，頗有生命匆匆的氣氛，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都要隻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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