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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屋裡，帕維爾·羅曼諾維奇在講述他妻子是怎樣離開他的，邊說邊哈哈大笑。
                  我忍受不了那麼可怕的喧鬧聲，就沖進這個屋子裡（房東的餐廳）——連鏡子都沒照上一照——當時我正好是午飯後和衣小睡了一會兒，衣服壓得皺皺巴巴。一進去就碰上了這麼個場面：名叫普列漢諾夫（和那位社會主義哲學家(1)全無關系）的房東坐在那裡聽，一副欲罷不能的樣子——一邊聽，一邊用一隻煙草填充器往煙管裡裝煙草，做成俄國香煙。帕維爾一直繞着桌子轉悠，一臉标準的悲傷神情，蒼白的臉色似乎蔓延到了剃光的頭頂——那個光頭在不傷心的情況下倒顯得生氣勃勃。這光頭是典型的俄國式幹淨整潔風格，令人習慣性地想起幹淨利落的特種工兵部隊，但眼下的情景讓我想起了不好的事情，像犯人的光頭那樣可怕的東西。
                  他來這兒實際上是找我兄弟的——他剛剛走了，但找沒找着他也無所謂。反正他要倒倒苦水，找個現成的人聽就行，哪怕這個人是個素不相識的路人。他在哈哈大笑，但眼神裡并沒有笑意。他說他妻子把他們居住的寓所掃蕩一空，卷走了所有東西，也不仔細看看，連他最喜歡的一副眼鏡也帶走了。還說她的所有親戚都先于他知道内情，他真不知道……
                  “對了，有一點甚為關鍵，”他接着說，現在直接對着敬畏上帝的鳏夫普列漢諾夫講（此前，他的話不論多少都是自說自話，沒有沖着誰講），“關鍵的一點，有趣的一點，是從今往後将會如何——她是和我一起過呢，還是和那頭豬一起過？”
                  “我們到我的屋裡去吧！”我用清晰的語調說——這時他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直站在那裡，孤獨地斜靠着餐具櫃的一角。餐具櫃顔色很深，我個頭太小，似乎融化進了餐具櫃的黑色之中——是啊，我穿着喪服，為每個人服喪，為每件事服喪，為我自己服喪，為俄國服喪，為我流掉的胎兒服喪。他和我進了我租的小房間：裡面有一張蓋着綢布的長沙發，寬得出奇，險些就放不下了，緊挨着沙發是一張小矮桌，桌上沉甸甸壓着一盞台燈，台燈的底座是個仿真炸彈形狀的厚玻璃缸，裡面裝滿了水。我這個私密環境很舒适，帕維爾·羅曼諾維奇立馬變了一個人。
                  他坐下來，一言不發，揉揉他紅腫的眼睛。我盤腿坐在他旁邊，拍拍我們周圍的靠墊，陷入沉思，女人托腮的那種沉思。我看着他，看着他青綠色的頭，看着他結實寬大的肩膀，心想這樣的身材穿一身古代的戰袍要比現在這身雙排扣夾克衫合适得多。我盯着他，好生奇怪，這麼個又粗又矮的家夥，相貌也非常一般（除了牙齒——我的天，真是一口好牙！），怎麼會讓我站不穩腳跟呢？就在兩年前，我在柏林的流亡生活剛開始的時候，就迷上了他，當時他正計劃娶他的女神。我對他多麼着迷啊，為他痛哭，多少次夢見他戴在毛茸茸手腕上的細鋼鍊。
                  他從褲子後兜中掏出他的“戰地”（這是他的叫法）大煙盒，沮喪地點點頭，拿出一支俄國煙來，煙管一端抵住煙盒蓋，連敲好幾下，比平時敲的多了好幾下。
                  “是的，瑪麗亞·瓦西耶芙娜，”他終于說話了，一邊點煙，一邊從牙縫裡擠出聲來，高高擡起他的三角眉毛，“是的，沒人能預見這種事情。我信任那個女人，絕對信任。”
                  他喋喋不休地說了好多之後，一切都顯得出奇地安靜。能聽到雨打窗台的聲音，普列漢諾夫裝煙的敲擊聲，還有狗的哀鳴聲。那是一條神經質的老狗，鎖在走廊對面我兄弟的房間裡。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麼是因為天氣太陰沉，要麼也許是因為已經降臨在帕維爾·羅曼諾維奇身上的不幸要求周圍的世界（分散的世界，沒有光彩的世界）做出一點反應——不過我的印象是：天色已然很晚了（雖說實際上隻是下午三點），我還是得橫穿柏林到城市的另一頭去辦一件我那位迷人的兄弟親自去才能辦好的事情。
                  帕維爾·羅曼諾維奇又說開了，這一次聲細如絲：“那個老臭婊子，她和她鑽在一起拉皮條。我老覺得她讨厭，這情緒也沒瞞着列諾什卡。好一個婊子！我想你見過她的——六十左右，頭發染得像匹雜色馬。胖，胖得背都鼓起來了。尼古拉斯出去了，真遺憾。讓他一回來就給我打電話。你知道的，我是個有話直說的簡單人，長期以來一直告誡列諾什卡，說她母親是壞婊子。現在我腦子裡想的是這麼個主意：也許你兄弟可以幫我一把，給那老妖婆寫封信——算是個正式聲明，就說我原本知道，現在也完全明白，這一切都是誰教唆的，是誰帶壞了我的妻子——對，字裡行間是這個意思，但措辭當然要十分客氣。”
                  我什麼也沒說。這就是他第一次拜訪我的情形（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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