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曳杖過煙林

                ——讀《曹雪芹新傳》

        我也算是和西方一些著名的漢學家接觸過的人，如果再算上學漢學的西方學生和不通漢學但熱愛中國文化的西洋人，那交談過的已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以我個人的經驗，他們對于我們自己推崇備至的、堪稱是中國古典文化的最高峰與集精華于一爐的《紅樓夢》，大體總是表現出三點态度：一、他們當然都知道其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代表性，而且會告訴

        你，從他們的前輩起，就不僅重視而且動手翻譯了這本中國古典名著，他們自己或通讀過或至少是翻閱過譯本；對于你同他們談《紅樓夢》，他們總是肅然而敬，很願傾聽。二、他們一般卻又都坦率地告訴你，他們個人不是特别喜歡這部作品，僅就中國古典小說而言，他們更喜歡的可能是《金瓶梅》、《水浒傳》、《西遊記》；比如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他已将《水浒傳》、《西遊記》譯為瑞典文，但并無翻譯《紅樓夢》的打算，他說瑞典的知識分子都能讀英文或法文、德文的《紅樓夢》，而一般隻能讀瑞典文書籍的瑞典人，你就是給他們譯出《紅樓夢》來他們恐怕也不能欣賞，說到底他個人對把《紅樓夢》譯成瑞典文缺乏充分的激賞以為動力。再如一位意大利女記者前不久對我說，她讀《紅樓夢》時，覺得那叙述實在繁瑣難耐，她很虔誠地當作一樁加強東方文化修養的事來做，卻隻意識到“必要”而并無多少審美的快感，因此她甯願通過看《紅樓夢》電視劇的錄像帶來“速成”對《紅樓夢》的了解；這令我聯想起我對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的态度，盡管楊绛女士的譯筆極佳，我也還是不能逐頁細讀這部名著的全譯本，而更樂于看據其改編的電影乃至于芭蕾舞劇。三、當你問到中國的《紅樓夢》在他們西方民間中的影響時，那回答就更會讓你尴尬，他們往往會說，作為一般西方人閱讀中國古典小說類書籍而言，也許排在最前面的是《好逑傳》、《肉蒲團》和《今古奇觀》、《唐宋傳奇》、《聊齋志異》的選本，然後可能便是《金瓶梅》；對于中國古代小說家他們可能一個也說不出來，非問，細想想，也許會有人說出施耐庵，說出蒲松齡，其至說出李漁（他寫的小說《十二樓》在西方早有譯本），能說出曹雪芹的，必是鳳毛麟角。

        西方人之難以進入《紅樓夢》的藝術世界，恰恰說明了《紅樓夢》在展示我們中國古典文化的精度、深度、高度方面達到了何等峻偉的地步。的确，一個西方人如果能像一個普通的喜愛《紅樓夢》的中國讀者（不必是“紅學”家或大知識分子）那樣，比如說在讀到第四十回中賈母暢談“軟煙羅”和“霞影紗”時，會感到津津有味，那麼，他就真是跨入中國文化宮殿的内層了。可惜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使得最具中國文化底蘊的《紅樓夢》，至今未能引出西方首先是漢學家們的巨大而執著的熱情。我們都知道西方漢學界對學問摳得非常之細，比如對老子和《道德經》，其研究之多之瑣之頻，光看論著存目，便會目眩心驚。就是研究李漁的專著也很有幾本；但有沒有研究《紅樓夢》和曹雪芹的專著呢？在西方大學裡教書或搞研究的華裔用中文寫的另說，直接用西文寫的，竟非常之少，寫關于曹雪芹的專著，據有人查目，居然是零，倒是有位漢學家寫過一本關于曹寅的專書。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自己，确實有必要專門寫出至少一本給關心熱愛中國文化的外國人看的介紹曹雪芹這位偉大的中國古典作家的書，現在外文出版社出了這樣一本書，是他們特請從青春期起，即把自己的心血完全投入了對曹雪芹研究的艱難事業中，并至今鑽研不倦的“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寫成的——《曹雪芹新傳》。

        請周先生來寫這本書，我以為并不是出版社的編輯在“紅學”（這裡主要是其分支“曹學”）的論争中，偏向于周先生的學術見解。其實無論請哪位“紅學”家來操觚他們都不可能放棄自己的學術見解而持一種“公論”。由于關于曹雪芹身世的紛争是如此之多，從曹家的祖籍究竟是豐潤還是遼陽，他究竟是曹寅的孫子還是侄子，又究竟是曹颙的遺腹子還是曹   的兒子，他究竟是哪年生的，在沒在南京生活過，生活過多久，他究竟有沒有科舉的功名，是怎樣的功名，他家在南京被抄沒遷往北京後，緣何一度微蘇後又成覆巢之卵，經曆了家庭的更慘烈變故後他究竟如何謀生，他後來究竟有否回遊江南之行，當沒當過尹繼善的幕僚……一直到他究竟是１７６３年還是１７６４年逝去的，那位批書的脂硯齋究竟是誰，是相當于書中的那位史湘雲的一位後來與他相依為命的女士，還是筆者的叔叔，或竟根本沒有這麼一個人等等，等等，任是誰來下筆，也不能炖出一鍋“公論”，而必得端出自己的菜碟，至少他總得在幾種主要的見解中揀出可認同者。周先生是極有學術個性的人，他也不可能跳出自己一貫的學術立場而去平等地羅列有關的材料與見解。但出版社請他出馬來寫這麼一本書還是很合适的，因為就專攻“曹傳”而言，周先生的學術觀點或許不能為一些人“苟同”，而他的深入、認真、不斷調整與修正認識到的差池的治學精神，卻是為大多數人所公認的。當然，其他的“紅學”家也還可以寫另外的這種角度的“曹傳”。

        如果按西方羅蘭·巴特他們一派的觀點，那作品一寫成，作家也就“死”了，批評家要做的事，隻是研究“本文”，管他是張三還是李四寫的呢，為作者寫傳，簡直完全多餘。但對于西方漢學家來說，欲解讀《紅樓夢》的本文，那不僅不能繞過對作者的了解，而且，還必須邁進好幾道門檻，才能登堂入室，初悟其妙。對于西方一般讀者來說，很難想像，當他們拿到《紅樓夢》的西文譯本時，會完全不看譯者所寫的序引，完全不參照譯者提供的附注，便能在本文中自由翺翔。其實就是我們中國當代讀者，完全抛開對《紅樓夢》本文以外的

        必要信息的了解，恐怕也是難以進入那種獨特的藝術世界和文化空間的。

        但為曹雪芹寫傳，關于他本人的資料之匮乏及互相抵牾，還不是惟一的困難，問題是如以他為圓心，則半徑首先必須延及他的家族，而曹氏家族的福禍榮枯，又與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室的權力鬥争息息相關，于是叙述的半徑又要再延及相關的曆史，這段曆史的文化當然還是大中華漢唐文化的延續，可是又有其階段性的特點，便是滿族文化和漢文化的相激蕩和相融合，于是又要
提示您，本章還有下一頁點擊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