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讀書叢話前言

                張厚感  陶文鵬

        和張中行先生交往有年，常常聽他談詩論文，說社會，道人生。他調門不高，但其風骨，其智慧，每每沁人心脾，啟迪後學。他生性随和，好與晚輩交遊，一兩二鍋頭下肚，使我們忘年，親切地稱他“行公”。

        行公清光緒戊申生人，行年八十有二。思辨清晰，有力度，舉步輕捷，毫無龍鐘之态，前者得力于舶來的方法論，後者得力于國産化的禅。——淡漠功名，布衣布履，來去少牽挂；心中，筆下，有一塊小小的“自留地”，靜心耕耘，自給自足。

        社會在進步，生活總是越來越美好的。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見晴；還是老習慣，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脫而充實，有滋有味。低頭念書。寫作，擡頭望星月風雲。餘暇練練字，玩玩硯台，會會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時喝幾口老酒，不亦樂乎。生活起居井然有序，節奏不緊不慢，既益養生，又見成果。近十年，他寫了十來本書。其詩言志，其文也言志，不随聲附和，人雲亦雲。

        作文與做人關系密切，古人說為人貴直，為文貴曲。行公是這樣躬身力行的。他有詩人和哲人的氣質，有悲天憫人之懷，追求真誠，重情義，辨真僞，屢說“愛國不在人後”。看電視，喜歡動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賽，即便午夜進行，到時也會一骨碌起來。這，也許就是行公的人物性格吧。他提倡平實自然的文風，反對八股氣，講章氣，刺繡氣，煙霧氣①。其文味如橄榄，細嚼慢品，當餘味無窮；文筆輕松、冷隽，設喻取例，無不鞭辟入裡；行文如話家常，行雲流水，順乎自然，好像得來全不費功夫。究其實，他用了大力而不為讀者覺察：其情，其意，乃至對人生的徹悟，深深藏于根柢。讀行公的書，不能像讀武打小說一般，一目十行，隻圖熱鬧，否則是要大失所望的——

        ①八股氣，用空話、大話、假話以宣揚既定的什麼理。講章氣，行文正襟危坐，隔幾句就來個“必須指出”或“應該牢記”，表現為唯我獨正确的樣子。刺繡氣，形容詞語很多，話曲曲折折，表現為扭扭捏捏，有顔色而無筋骨。煙霧氣，把不常用的術語、意義不鮮明具體的詞語，先求多多益善，然後嵌在既冗長又不平順的句子裡，結果就使讀者見文字之形而不能輕易地把捉其意義（也許竟至沒有明确的意義）。（見1989年11月《讀書》雜志：《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世間誇人知識豐富，有說“天上的知道一半，地上的全知”者，那是調侃。行公高壽，自稱“六代之民”②，充分享受人生的賜予，飽閱社會滄桑，況一生勤勉，其學識淵博，筆下能侃，是了解他的人所共識的。他融貫經史百家之言，曆覽古今中外之書，于金石書畫，亦廣有見識。比如說，曆代碑帖，他如數家珍；周易，他發表過文章；禅宗，他有著述；學文言文，他有選本和論著；作文教學，他出過書；人生哲學，《順生論》已脫稿；相對論，他鑽研過愛氏的多卷本文集；羅素哲學，他讀過主要的英文原著；纏足，穿高跟鞋，他能與藹理士的性心理研究聯系起來考察，分析得那麼頭頭是道，那麼嚴肅認真，等等。人稱雜家。從某一視角看，亦未嘗不是。不過，語文，中國古典，人生哲學，他更為專深，已有幾本專著明證。《詩詞讀寫叢話》付印，又一本專著問世。行公說，《詩詞讀寫叢話》是要還文債，勉為其難寫成的。這是謙詞，其實他遊刃有餘。讀後，深知這部新著，凝聚了他長期研究詩詞的心血。他把自己的心得乃至招數，“洩底”獻出，使這本導人入門的讀物，成為一部含蘊豐富，見解獨到，趣味盎然，兼具理論性和實踐性，既普及又提高的力作。

        中國是一個詩的大國，中國人自古以來便深受詩歌的熏陶。唐詩，宋詞，曆代傳誦，家喻戶曉。但是，如果要問何謂詩詞，詩詞有什麼特征和作用，恐怕很多人難以置詞。此書的開篇“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從這個最基本的問題說起。行公先論述語言文字是人們表情達意的工具，然後一層一層分析，最後自然地得出結論：詩詞，就是以精練的富于音樂性的語言“表達出幽微情意”的妙手。這個界說很精彩，捉住了詩詞的“魂”。那麼，情意和詩境二者有什麼關系呢？他說，詩境是為了表達幽微情意而“畫”出來的。而它一經畫成，飄忽、模糊的詩境就固定了，明晰了，變得純粹了。人生所經曆之境，主要是實境、夢境和詩境三種。詩境離實境較遠，離夢境較近。但它與夢境又有大分别。“首先，詩的意境是人所造，夢境不是。其二，因為是人所造，它就可以從心所欲，取适意的，舍不适意的；夢境就不然，例如你不想丢掉心愛的什麼，卻偏偏夢見丢掉了。其三，詩的意境是選擇之後經過組織的，所以簡潔而明晰；夢境如何構成，我們不知道，隻知道它經常是迷離恍惚。其四，詩的意境有我們知道的大作用，……如果沒有詩的意境，生活至少總當枯燥得多吧？夢境想當也有作用，但我們不覺得，也就可有可無了。這樣，為詩的意境定性，我們也未嘗不可以說它是‘現實的夢’。”誰說詩境難以诠釋？行公在這裡講得明明白白。

        行公就有這樣高超的本領。他分析困難的深奧的問題，善于化難為易，化深為淺，猶如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因而“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給人以“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的快感。這本書第四講“詩之境闊，詞之言長”，講的是詩詞在形和神兩方面的分野。這個問題并不簡單。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的這個命題，有不少詩詞研究專家闡釋過，似乎都沒有講清楚。行公從語言、音律、情調、意境諸方面談詩和詞的分别，既肯定它們各自的特點，宜于分工，又說明二者可以轉化，以及如何看待這種轉化。他以京劇為喻，說：“詩是出于生角之口的，所以境闊，官場，沙場都可以；詞是出于旦角（還要限于正旦、閨門旦和花旦）之口的，所以言長，總是在閨房内外說愁抹粉”。“詞有表現嬌柔委曲的本領，但也無妨豪放一下。……本事大了，就像梅蘭芳，雖然經常扮演虞姬，卻也可以反串楚霸王”。“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本職行當與反串終歸不是一回事。直說是，詞，就意境說，确是有正有變：十七八女郎執紅牙闆唱‘楊柳岸曉風殘月’是正，關西大漢持鐵綽闆唱‘大江東去’是變。”最後總括起來說：詩剛，詞柔；詩直，詞曲；詩顯，詞隐；詩男，詞女；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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