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我的父親 一個誠實的人

                重慶

        我于1921年出生于中國，在長江上遊的一個叫重慶的城市裡。

        怎麼說我的出生呢？嗯，看起來是滿順利的。因為我從未聽到就此有什麼抱怨。那時除了一個從揚子江下遊專程趕來的法國醫生，城裡沒有專門的醫生。在修女們的幫助下，正是這位維鴻醫生使我降臨人間。這些修女的特點是從不獨自行動，她們在每一項護理程序中總是兩兩成行。那時候，年輕母親要在床上度過三個禮拜。這三個禮拜是天堂，據說領事館所有歐洲和中國的工作人員，每天不停地給小瑪利帶來禮物。

        母親當時應該是19歲，她沒有乳汁，因而不能自己哺育我。維鴻醫生隻好請來年輕的中國母親做我的乳母。所以我是一個中國女人奶大的。我保留了一張我的乳娘安娜發的照片。母親因為不能親自喂養我，總懷有犯罪感。

        父親和他的母親有一種特别強烈的母子之情。我的祖母瑪利亞死于1926年。父親曾經非常敬愛她，所以把她也帶到重慶來一起生活，盡管這對新婚的小兩口來說相當不容易。我也很喜歡瑪利亞，盡管她在我5歲時就去世了。我還是記得她的形象：總是微笑。有一天，我吃得太撐，她告訴我這樣肚子會爆炸的，于是就用一根細繩子把我的肚子捆起來……

        我和另一位法國孩子呂西安?博達爾出生在同一張床上。我們的母親各自先後在使館生産。我曾經很想與博達爾一晤，但未能如願。畢竟他保存了關于重慶的秘密，而我留下了我的記憶。我讀過他的一些著作，特别喜愛的是他的回憶錄。我想他是9歲回到法國的，而我在中國呆到16歲。成為他的仰慕者，是因為我曾想要講述他所講述了的一切。

        兩年前，我又去了重慶。有一股強烈的沖動促使我重歸舊地，為尋找我再也沒有返回過的出生地。非常奇怪，重尋我出生的領事館，我生命之源頭的欲望，對于我慣常所表現的人格來說，顯得有點偏執。雖然曆盡周折，但這趟重慶之旅對我來說是非凡的。在旅行的組織過程中，我有幸碰到了一位年輕的法國女導遊，而後她又和一個可愛的中國導遊成為了朋友。

        我帶去了一張我出生時代的關于重慶法國領事館的明信片，從上面可以辨認出一座歐式大型建築坐落在山坡上，綠樹環繞，四周散落着房屋。可是，如今的重慶已經變成了一個有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看了我帶去的明信片，中國導遊認為，法國領事館是他知道的江邊的一處所在。快10點的時候我們到了那裡，兩位導遊開始詢問當地居民，是否知道以前的法國使館。一些人就像我們在中國總是碰到的那樣，手臂一揚，給我們指示了非常模糊的方向。作為細節參照，我還帶上了自己1歲時的照片。照片上祖母瑪利亞扶着我，放我的那張桌子擺在一排小台階上。我們繼續在附近轉悠，已是漆黑的深夜。突然，我停在一座樓前，大叫起來：“這就是我的台階，這就是我的台階。”這正是照片上石階的梯坎！在這座美麗建築的底層石塊上，我看見這樣的石灰題字：“法國領事館”。石階直通房屋，大花園被一條路取代。我們看見屋裡有隐約的燈光，就敲門試探。一個人打開門，向我們解釋說，這裡原來是一座倉庫，現在成了面粉裝包車間。盡管時辰已晚，那人還是非常善意地讓我們進去。

        仍然有一絲懷疑。我不太确定，尋摸着，真的是這裡嗎？……直到在屋子裡面的院牆上發現石頭上刻着的題詞:“1919年，印度支那總督保羅?杜梅爾，在此指揮建造了法國領事館”。這正是我出生的領事館，令人震驚！我和兩個導遊都很激動。另外，當時的情景是深夜，我們提着小燈籠照明，給這一切增添了探險意味。深一腳淺一腳地找到這個石頭上的題詞，真是奇迹。七十年後，找到我出生并于2歲就離開的領事館，真是動人心魂。這趟在重慶的逗留，成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記憶之一。仿佛普魯斯特所說的追憶似水年華……

        海南

        1923年，我們來到中國南部的海南島，海南當時的首府是海口，那裡靠近廣州。我的兩個弟弟出生在此。領事館環境優美，我還記得那些椰子樹，因為我們要不斷躲避掉下來的椰子。那兒有一些蠍子，曾經爬滿了花園。還有海盜，曾在當地留下恐怖的傳聞。有一次，海盜要去修道院。大修女看見這些人下船，就關上修道院的門，站在門口，雙臂交叉。她們跟海盜說不能通過……反正後來他們就真的沒進去！

        對于修女們主持的聖萬桑孤兒院，我有非常清晰的記憶。她們收養所有被扔到陰溝裡的女嬰，由于窮困，那時的人們不得不隻保留男孩。我記得是三個大修女管理這個孤兒院，她們穿着異常寬大的裙子，戴着從聖萬桑時代就未曾改變的三角尖錐帽。她們走來走去，懷裡總是抱着小寶寶。這些任務讓她們忙碌不堪。在我記憶中，現在仍然有一股淡淡的從嬰兒室裡傳來的味道，夾着尿騷和奶腥，因為她們實在沒工夫及時給每個寶寶換尿布。

        這些小姑娘長大成人後，成為年輕男人向往的對象。由于接受了良好教育，又都在修女開辦的刺繡工場工作，這些小姑娘接到許多求婚請求。修女們對這些婚姻都要從中插一手。她們扮演着母親的角色，向當地人探聽這些求婚者的情況，決定姑娘們的取舍。她們可不能讓一手養大的女兒輕易出手。

        我還記得海口的一個大胡子神甫朱裡奧特，還有埃塞爾多醫生，雷奧代神甫。雷奧代神甫是社區的活躍分子，總是用大嗓門唱着“水兵，起航，水兵，起航，船行在浪上……”在我年幼的眼中，所有這些人，神甫呀，醫生呀，都年紀一大把。但其實他們也不過就30到35歲。那裡還有一些英國人和一些美國人。有一位歐亞混血的貝特羅先生。他的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有七個孩子，
提示您，本章還有下一頁點擊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