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五十八節 皇權威信的下降

                                            大明建國以來，言論就相對自由，客觀上來講，由于香港的存在，大明無法封鎖所有的自由輿論，無法做到日本那樣的嚴格新聞管制，主觀上來講，朱敬倫認為，輿論的引導和批評，有助于老百姓的現代性啟蒙和釋放社會矛盾壓力。

        你讓人說話總比不讓人說話的怨言要小的多。

        而且這些年朱敬倫通過巧妙的周旋，始終讓政府處在中立位置，并沒有成為輿論批判的重點。

        大明的輿論其實很有意思，最先開始辦報的是一批新派人物，他們掌握了十多年的媒體話語權，後來傳統士大夫也開始介入創辦報紙，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間，新派對鄉村士大夫進行了密集的文化壟斷批判之後，士大夫階層開始主動辦報，跟新派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大論戰。

        他們圍繞了大量思想和意識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論戰，主要集中在西化和變革上。

        一批新派報紙已經開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而老派報紙則強調中國道德文化的優越。

        兩派誰也說不了誰，比較折衷的态度，還是滿清洋務派那一套。

        就是不能動傳統思想的内核，可以在技術方面進行引進。

        就如沈葆桢說的：“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

        士大夫極力反對改變中國人的思想，你連中國人的性情都變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嗎，中國還是中國嗎。

        在這些大論戰中，政府始終保持沉默，很好的将自己孤立于輿論的漩渦之外。

        這跟日本截然不同，日本新聞管制很嚴格，但是私下的各種傳單去十分流行。

        而且日本民間從一開始就有一種****的呼聲，民間有福澤谕吉這樣的人物鼓吹，官方有大隈重信這樣的大臣推動，民間各種改革派要求模仿英國進行立憲、制定議會的人物到處演講，很受日本學生的歡迎。

        日本之所以從開國就出現了要求西化的聲音，一方面是因為日本人對傳統文化的輕視，受到傳統束縛比較輕，所謂船小好調頭。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明治維新一開始，就打到了一批高層精英，之後政治鬥争又清洗了一批政治人物。這些人進入民間之後，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反對力量的骨幹，西化不過是他們争取政治權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而大明沒有經曆過激烈的權力鬥争，朱敬倫執政前廣東官場上掌握權力的，是一群外地的文官，這些人在本地沒有形成錯綜複雜的地方勢力，無法擰成一股繩，鄉村士大夫階層雖然保守，但卻缺少高層精英作為主心骨，因此反對力量始終是分散的，對政府形不成威脅。

        沒等鄉村士大夫形成反對勢力，大明又已經培養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們與新派一起，開始在民間制衡反對派。

        而且大明政府在相當程度上，其實還是借助了傳統勢力對新派勢力的制衡，才得以牢牢掌控權力，推行各種必要的改革。

        因為如果真的早早立憲、議會的話，這種權力分散，内部政治傾軋的模式，會讓改革變得遷延日久，甚至出現反複。

        借助老派和新派之間的對立，讓他們在報紙上相互争辯，釋放社會壓力，讓知識分子從中啟蒙，讓他們自己判斷好壞，政府則以中立的态度，進行了行政、司法、軍事和教育上的大量改革，而始終沒有遇到強力的阻礙。

        但這一次政府真的遇到了麻煩。

        因為新舊兩派，在對美國戰争這一點上，他們的态度出奇的一緻，那就是反對戰争。

        不是他們愛好和平，而是認為這是一場非必要戰争，美國侵犯華人的權益，大明也應該以相通的方式制衡，而不是直接發動戰争。

        這主要還是因為幾年前剛打了一場短期内看不到實際利益的戰争，将法國逐出越南，老百姓沒有看到半毛錢好處，期待的賠款也沒有一分，反而購買法國的殖民地還掏了一筆錢，為了越南人傷亡幾十萬大明士兵，盡管赢得了道義上的榮耀，但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看重實利的百姓的胃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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