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一十六節 向貧富分化說不（2）

                                            那是一個北歐學者，哪國的，叫什麼朱敬倫都記不起來了，甚至可能不止一國，不止一個人跟他說過，那些年北歐人喜歡全世界輸出他們的世界觀，有一大批這樣的學者。

        朱敬倫記得有人說，所謂高福利的負效應，其實東亞國家最低。因為他們研究發現，新加坡提高了社會福利，新加坡人沒有變懶，日本人提高了社會福利，日本人也沒有變懶，韓國人如此，台灣人也是如此。

        西方學者通過研究一些非洲國家，東南亞的熱帶國家後發現。有的外資公司，為了讓當地人增加工作時間，提高了小時工資收入，但得到的結果讓人不可思議，因為當地人不是增加了工作時間來掙更多的錢，而是減少了工作時間，他們掙夠了生活費之後，就不在工作了，小時工資提升，讓他們可以用更少的時間賺到更多的工作。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歐洲國家中，西班牙、法國等天主教國家的工人，都是傾向于縮減工作時間，而不是增加工作收入。

        西方學者從宗教文化上論證這種現象，他們認為西方天主教和新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追求的價值觀不一樣，天主教追求的是閑暇最大化，新教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

        跟東方國家進行對比後他們發現，東亞國家在這方面，表現的最好。不管是韓國也好，日本也好，新加坡也好，都出現了一種現象。那些明顯退休後可以享受豐厚退休金的老人，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很多人都不去過閑暇時光，而是通過返聘等形勢，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一邊拿着返聘工資，一邊拿着退休金，他們追求的，是極端的利益最大化。至于休息，很多人都說死了有休息的時候。

        東亞的特殊文化，并不是以享樂為主，所以這一地區的儲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在房地産發展成為産業之前，很少有家庭會負債，有閑錢都存着，也不去追求過分的享受。即便存夠了自己一輩子的花銷，依然存着，給子孫存，給後代存。

        這種帶有工作狂性質的文化，當然跟西方不一樣，掌握話語權的新教國家，看不慣那些有錢就花的天主教國家，也看不慣有錢就存的中國人。所以他們一邊批判天主教徒沒有節儉意識，一邊罵中國人是工作機器。

        撇開這些世界觀争執，東亞文化是最适合搞福利的文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日本有學者提出一個觀點，他們認為，在西方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東亞地區在進行一種叫做“勤業革命”的社會調整。在人口和資源極不對等的情況下，東亞國家不是像西方那樣向外擴張，而是深挖内部潛力，将勞動力極大的投入到有限的國内資源開發中。也就是将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投入到土地上，讓單位土地增加更大的産出，從而養活西方不可能養活的人口基數。

        在這種現實壓力下，東亞文化中開始誕生各種強調勤奮的文化，将“勤勞”上升到了道德高度。

        所以即便不工作也可以活下去，可是道德是譴責這種行為的，你一個年輕人不去工作，整天賴在家裡，即便你父母養得起，但也會被人說閑話，當所有人都在說你懶得時候，年輕人也就不敢待在家中了。

        這種文化給了朱敬倫堅定的信心，讓他決定推動社會财富再分配，至于高福利後的負效應問題，他決定參考北歐的解決方法。

        大概在1970年代以後，吃光了二戰戰争财福利的瑞典等國的高福利政策開始難以為繼，因為太多人開始不願意工作，工人黨政府又不敢降低福利，結果導緻政府債務激增，即便不工作也能拿到相當多的收入，甚至請病假比工作的收入還高的時候，新教文化也不好使。

        同樣，中國人即便再追求勤勞，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活的很好的時候，也就沒人工作了，他們喜歡儲蓄是因為對未來充滿不确定，一旦國家能保障他們的未來，勤文化也就沒有了。

        當福利國家的福利太過優渥，失業補助接近正常薪水，稅收又太高，努力賺的錢都成了稅金，誰還會去工作。沒有人工作，沒有人賺錢繳稅，又如何維持福利。

        北歐的辦法是通過教育，不是教育民衆努力工作的道德觀，而是通過各種特殊的職業教育，讓人能在工作中找到快樂，人是需要工作的，這是一個客觀規律，大多數人如果真的不工作的，反而會感到不自在。大家不喜歡工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工作沒有樂趣可言，尤其是工業時代，要求人跟機器一樣工作，更是泯滅人的天性。

        北歐通過各種合理的職業培訓，讓每個人都擁有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的技能，如果不喜歡還可以繼續其他職業培訓，直到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通過這種辦法，用了一代人時間，北歐扭轉了這種情況，他們的女性工作比例都達到了八成之多，比絕大多數國家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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