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圓仁眼中的晚唐長安
時間：2024-11-08 10:54:09
這年夏天，三人行經靖善坊大興善寺，偶然聊起在京城文人間流傳甚廣的一部書，即玄宗朝文士韋述（？-757）撰寫的《兩京新記》。這部誕生于開元前期（8世紀初期）的著作，對長安和洛陽兩京的宮城、禁苑、皇城及外廓城諸坊中的署衙、寺觀和宅第做了仔細記錄和源流概述，特别對寺院等公共場所中的碑刻和壁畫有所著錄，因而廣受當時來京舉子和訪客的歡迎。然而，到了9世紀中葉，段成式等人感到這部書的記錄和當時長安城實況已多有不符，不少信息亟待更新，于是幾位好友當即約定，重新巡訪長安東西兩街的寺院，以街東大興善寺開始，遊走名寺，記錄勝迹。遺憾的是，行至晉昌坊大慈恩寺時，得知朝廷并寺汰僧的消息，舉目所及，隻見寺内僧衆皆魂魄失守，不知所向，三人隻好草草記下慈恩寺塔下畫迹，匆忙結束了這次巡禮計劃。
十年後，宣宗大中七年（853），偶在舊稿殘籍中，段成式翻檢出當年遊寺的記錄和詩作，想到此時兩位同遊友人皆已故去，不禁悲從中來、感慨千萬，遂編綴殘章，次成兩卷，成為今人所見的《寺塔記》一書。這部書可說是會昌毀佛前夕長安寺院風景的吉光片羽，彌足珍貴。事實上，恰與段成式同時，另有一人亦頻繁出入于長安各大寺院，巡塔訪僧，并将之一一記下，這就是來自日本國的求法僧圓仁（793-864）。
開成五年（840）八月下旬至會昌五年（845）五月中旬，圓仁在長安逗留五年有馀。從會昌二年（842）十月九日朝廷頒敕令僧尼還俗開始，直到會昌五年五月十五日離開長安，圓仁可說全程親曆會昌法難，離京返國途中，更是目睹毀佛國策在各地上演的種種世相，皆被他詳錄于日記，後結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堪稱今人了解會昌法難的一部重要實錄資料。
一
圓仁是日本天台宗高僧最澄的弟子，随遣唐使團入華，主要目的是前往天台山國清寺巡禮求法，以解決自己所承襲的日本天台宗密教體系建立與完善過程中的若幹阙疑，然這一計劃進展并不順利。開成三年（838）七月二十六日，圓仁抵達揚州後，前往國清寺的申請遲遲得不到唐朝官府的允準，他不得不改變計劃，轉而前往五台山，逗留一段時間後繼續東南行，最終抵達唐朝京師長安，時值開成五年（840）八月二十日。
目的地有所改變，但圓仁初心不移，始終以尋訪密教高僧為己任，他因此頻頻走訪長安諸多名寺，問道訪學之馀，還親見這些寺院在當日京城政治、宗教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于圓仁走訪的寺院多是當時京城名寺，其具體位置皆可一一落實，今人可從中感知當時佛教寺院和長安城市空間之間的有機聯系，因此，亦不妨将其日記視作一部9世紀中葉京城寺院的導覽手冊。
開成五年八月廿二日下午，圓仁與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一行初抵長安城東，在通化門外章敬寺歇腳。通化門是長安外郭城中距離大明宮最近的一座城門，自高宗（628-683，649-683在位）以後，大明宮成為國家政治中心所在，朝廷遂在大明宮、興慶宮、曲江芙蓉園之間修造一條複道，以專供皇帝往來之便，城東通化門、春明門、延興門都是必經之點。其中通化門又處于東内與南内之間，距離宮城、皇城十分近便，因此在京城内外交通中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唐帝陵多位于長安城東北郊，通化門于是成為皇帝喪禮中靈柩必經之處。開成五年正月初四，年僅三十三歲的唐文宗薨于大明宮，八月十七日入葬章陵（今陝西富平縣西北天乳山）。八月十九日正往長安趕路的圓仁，便在京兆府栎陽縣南頭看到盛大的送葬隊伍，隻見“營幕軍兵陳列五裡，軍兵在大路兩邊對立”，三天後，八月廿二日，送葬隊伍回城，亦由通化門入。這三天間，圓仁還未正式入京，先後在通化門外章敬寺及距其南三裡許的春明門外鎮國寺歇腳、留宿。
八月廿二日，圓仁一行由春明門入城，橫穿春明大街西行，至朱雀大街南行，來到街東靖善坊大興善寺落腳一宿。次日向長安寺院主管部門左街功德使巡院報備後，被正式安置于資聖寺。資聖寺位于皇城城東崇仁坊内。崇仁坊是唐朝中後期最熱鬧的坊裡之一，南臨春明大街，東北角與皇城景風門相連，其内便是尚書省吏部選院和禮部貢院，進京科考和參與铨選的士人多選擇在此坊居住，成為京城流動人口的彙聚之處。《長安志》描述崇仁坊時寫道，“因是一街輻辏，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圓仁等被安置于資聖寺淨土院居止。這處院落以壁畫著稱，段成式《寺塔記》有詳載：院門外有吳道子畫，院門内有盧楞伽畫，院中門窗間，有吳道子繪高僧像，并有韋述贊語，由草隸高手李嚴書。中唐時期資聖寺與俗世之間頗多互動，如武元衡（758-815）便曾有《資聖寺贲法師晚春茶會》一詩，表明這裡是京城官員閑暇時放松休憩的一處場所。
二
在資聖寺，圓仁結識了淨土院僧人懷慶，并由此打聽到京城中善解密宗教法的幾位高僧。據懷慶和尚介紹，青龍寺潤和和尚、義真和尚能解胎藏秘，大興善寺文悟阇梨、元政和尚能解金剛界，大安國寺元簡阇梨亦能解金剛界，兼解悉昙、秘畫和梵文，玄法寺法全和尚深解金剛界、胎藏界和蘇悉地三部大法。
經懷慶提示指引，圓仁很快開始了自己的長安求法活動。第一站是青龍寺。青龍寺是長安佛教密宗的重要陣地，特盛于中晚唐，代宗大曆年間（766-779），不空三藏弟子惠果擔任住持。元和年間（806-820）日本高僧空海（774-835）曾在此求法，空海與圓仁師父最澄往來密切，這或許也是圓仁首先前往青龍寺的原因。青龍寺位于新昌坊南門之東。新昌坊在長安皇城東第三街從北向南第八坊，東南角鄰延興門，地勢高爽，位于樂遊原上。青龍寺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北枕高原，南望爽垲，有登眺之美，借助于大明宮與曲江芙蓉園之間的複道之便，青龍寺亦頗受皇帝、百僚青睐，與宮廷生活關系密切。據《東觀奏記》載，宣宗（810-859，846-859在位）“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升眺，追感元和聖迹”。圓仁先于當年十月十三日遣弟子惟正随資聖寺懷慶和尚前往青龍寺，拜會義真和法潤兩位僧人，又于轉年（會昌元年，841）四、五月間先後兩次前往青龍寺，參訪該寺曼荼羅，并受胎藏《毗盧遮那經》大法兼蘇悉地大法。
開成五年十月廿九日，圓仁前往大興善寺翻經院參見元政和尚，并受金剛界大法，得入敕置灌頂道場，禮拜諸曼荼羅。大興善寺位于朱雀街東靖善坊，據一坊之地，面積廣闊、規模宏大，始建于隋朝，是長安城最早的國家寺院之一，亦為國内外佛教典籍資源的彙聚之所。該寺與慈恩寺（晉昌坊，太宗朝太子李治紀念母親文德皇後立）、薦福寺（安仁坊，與中宗關系密切）并為長安三大佛經譯場，後兩者分别由玄奘（602-664）和義淨（635-713）兩位高僧創設。大興善寺為密宗祖庭，開元年間（713-741），密宗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先後在此譯出密宗經典五百馀部，其中就有圓仁在青龍寺所受的《毗盧遮那經》。這部佛經又名《大日經》，是一部重要的密宗經典，開元年間由善無畏與一行合譯成中文。圓仁巡訪大興善寺時，在翻經院壁上得見金剛智和不空的畫像，還在院南瞻仰了不空三藏舍利塔。此塔也為《寺塔記》所記，被稱作“不空三藏塔”，據段成式所見，塔前植有多株老松，中晚唐多伐其枝用于祈雨，概因坊間流傳很多不空祈雨的靈驗故事。圓仁除向元政和尚求法外，還參與了興善寺灌頂法會，登臨文殊閣賞景。文殊閣是興善寺的一處勝地，段成式言，此處塑像極精妙，閣外壁有泥金繪像，乃由不空從西域取回。
會昌二年（842）二月廿九日，圓仁前往玄法寺拜訪法全和尚，受胎藏大法。玄法寺位于東市南安邑坊十字街之北。據《寺塔記》載，玄法寺有鑄金銅像十萬軀，其東廊南有觀音院，内有盧舍那堂，北壁繪有維摩變相，畫面上繪有法書屏風，為虞世南書。西北角院内，有懷素書、顔真卿撰《懷素上人草書歌序》。文殊院内有大曆年間（766-779）畫家陳子昂繪人物圖，西廊壁有劉整繪雙松，皆甚精妙，這些當都為圓仁所經眼。兩個月後，法全和尚在玄法寺主講金剛界、胎藏界、蘇悉地三部大法，圓仁又前往領受。在此期間，圓仁還到訪大安國寺元簡和尚處求教《悉昙章》。
三
圓仁除往安國寺訪求密宗真法，亦目睹了這座寺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在會昌元年（841）四月九日的日記中，圓仁寫道：“開府（仇士良）迎碑，贊揚開府功名德政之事也。從大安國寺入望仙門，左神策軍裡建之。題雲‘仇公紀功德政之碑’。迎碑軍馬及諸嚴備之事不可計數，今上（武宗）在望仙門上觀看。”身為初入長安的外國僧人，圓仁并不知道這一幕其實亦可說是曆史的一次押韻。三十多年前，即元和四年（809），左神策軍中尉權宦吐突承璀曾盛修安國寺，并上奏憲宗樹立規模與《華嶽碑》（約十五米高，有天下第一碑之稱）相當的《聖德碑》，時值憲宗強勢平藩、壓制宦官勢力的當口，因此，此碑雖得以樹立，但最終在憲宗堅持下，很快以百牛曳倒，可說是皇帝對吐突承璀等權宦集團的一次嚴重警告。自認為有翊聖之功的仇士良大概也早忘了三十年前的舊事，再次于安國寺立碑，聲勢盛大，但沒想到轉年武宗便發動法難，安國寺亦在拆毀之列，仇士良則于會昌三年（843）六月被迫去職，并很快去世，兩天後，其下屬及男女奴婢遭到武宗全面斬殺。
圓仁還目睹了京城的佛寺俗講盛況。開成六年（即會昌元年，841）正月九日，圓仁記道，當日“五更時，（武宗）拜南郊了。早朝歸城幸丹鳳樓，改年号，改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及敕于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華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録三教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華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三處：會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溆法師講《法華經》。……惠日寺、崇福寺講法師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講，……正月十五日開始，至二月十五日罷”。俗講活動此後又在當年五月一日、九月一日，會昌二年正月一日、五月先後舉辦，皆奉敕開講。據學者新近研究，俗講并非僅是對佛教經典的通俗講授，而是每年三長月（正、五、九三長齋月）專門針對俗世男女、争取後者施财輸物的法會，因此我們看到奉敕開講的寺院，皆得地利之便。城東有崇仁坊資聖寺、翊善坊保壽寺、平康坊菩提寺、常樂坊景公寺；城西則有金城坊金昌寺、懷德坊惠日寺、休祥坊崇福寺，都位于長安城北部，距離東西市不遠，是人流彙聚所在。
會昌元年（841）二月八日起，大莊嚴寺（永陽坊）、大薦福寺（安仁坊）、興福寺（修德坊）和崇聖寺（崇德坊）四座寺院還分别舉行佛牙供養法會。同一時間，在長安左街僧祿體虛法師召集下，京城佛寺還舉辦了面向全城百姓的茶飯會，大小寺院皆有參與，各設珍供，圓仁也前往一睹風采，特記道：“百種藥食，珍妙果花，衆香嚴備，供養佛牙及供養樓廊下敷設不可勝計。”圓仁還先後前往薦福寺、興福寺、崇聖寺觀看法會，深為當時盛況所震撼。
四
會昌元年開始，京城佛教盛事一樁接着一樁，圓仁都一一親曆，但他始終謹記此行的求法目的。當年夏天，他認為此行學習與收集的典籍要義幾近圓滿，便于八月七日向左街功德使提出回國申請。意想不到的是，申請未獲批準，且一拖就是近五年，這也使他得以親眼見證長安佛教極盛而衰的駭人轉變。
據圓仁日記，會昌二年（842）三月三日，國家頒布敕令，“發遣保外無名僧”。這當是會昌法難最初的信号。緊接着三月八日，左街功德使巡院便向興善、青龍、資聖三寺的外國僧人發帖，命其“不得發遣”。此後毀佛風潮愈加嚴厲，到十月九日，朝廷正式勒令諸寺僧尼還俗，轉年（843）正月十八日，左街還俗僧尼便達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不過，針對外國僧人一直沒有明朗的政策。當月廿七日，功德使傳喚左街諸寺外國僧人觐見。次日，青龍寺南天竺三藏寶月等五人，興善寺北天竺三藏難陀一人，慈恩寺師子國僧一人，資聖寺日本國僧三人，諸寺新羅僧、龜茲國僧等，共計二十一人，集中于左神策軍軍容衙院，受到仇士良的安撫，并于當日返回各寺。
顯然，仇士良與武宗、宰相李德裕等“毀佛派”立場并不相同，甚至相反，在法難風暴中，這位權宦仍試圖穩定圓仁等外國僧人的情緒，可見他是京城佛教勢力背後的重要支柱。這一點我們還可由圓仁日記中另一細節獲知，會昌元年正月諸寺俗講高僧中，其中之一是“内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溆法師”，圓仁對此特補充一句，“城中俗講，此法師為第一”。圓仁并不知道的是，文溆此前曾因“聚衆談說，假托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亵之事”而被多次流放邊地，端賴宦官援引，才得再返京，甚至升為“内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足見當時僧人“以名系功德使，不懼台省府縣”（《因話錄》）的說法，并非虛言。會昌法難伴随着對功德使實權的削弱，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仇士良眼看大勢已去，當年（843）六月三日主動提出辭官，新功德使楊欽義當日上任。楊欽義與宰相李德裕早有共事，關系良好，因此能夠主動配合朝廷的毀佛政策，法難力度也由此驟然加強。此後不久，京城連日多地發生火災，城中氛圍十分肅殺。圓仁也不得不頻繁向官府報備自己的起居實況。七月廿五日圓仁弟子惟曉因病去世，圓仁等人徹底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此後當年日記中，圓仁僅于惟曉葬日與齋日留有記錄。長安佛教勢力跌入冰點，圓仁亦不再有任何求法的機會或活動，唯求伺機返國。
如此這般來日茫茫的歲月又經過一年有馀，到會昌五年（845）四月，朝廷發布敕令稱，“外國僧等若無祠部牒者，亦勒還俗，遞歸本國”。兩年前曾受到仇士良安撫的大興善寺三藏難陀、青龍寺三藏寶月及圓仁等人，皆因無唐朝祠部牒，而“有幸”獲準入“還俗例”。當日圓仁在日記中寫道：“心不憂還俗，隻憂所寫聖教不得随身将行，又敕切斷佛教，恐在路諸州府檢勘得實，科違敕之罪。”雖然政策明朗化，但想到随身的各種佛典經藏，圓仁不免心生憂慮。但他别無選擇，五月十三日，圓仁與資聖寺衆僧一一道别後，褪去僧服，改着俗衣。次日，他又專門前往京兆府申請通行證，以确保返程能夠一切順利。拿到通行證的圓仁，内心感慨萬千，當日記道：“會昌元年已來，經功德使通狀請歸本國，計百有馀度。又曾屬數個有力人用物計會，又不得去。今因僧尼還俗之難，方得歸國。一喜一悲。”在圓仁看來，申請歸國的經曆簡直比東來遣唐之旅還要曲折百倍。
五月十五日，在長安逗留五年有馀的圓仁，終于踏上東歸的旅途，并最終攜回佛教經典584部、802卷以及胎藏界、金剛界曼荼羅、高僧真影近六十種，撰成《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三篇。我們在其中還看到“《兩京新記》三卷”等記錄，表明圓仁在尋訪内典的同時，亦注意對外典寫本的搜集；而圓仁在長安逗留期間的行紀，特别是開成五年（840）至會昌二年（842）三年間的記錄，則可謂是9世紀中葉長安城佛寺盛景的珍貴定格，恰可與段成式《寺塔記》相接續，成為今人借以了解會昌法難前夜長安寺塔馀晖晚景的生動記錄。圓仁曾言，“長安城裡坊内佛堂三百馀所，佛像、經樓等莊校如法，盡是名工所作。一個佛堂院敵外州大寺”，而法難之後，這些寺院“皆被拆毀，并除罄盡”，可以說，圓仁走訪、著錄的寺院雖隻是當日長安佛寺的鳳毛麟角，但已足以使我們從中窺得晚唐京城佛教的盛況，并發現那些實力雄厚、背景強大的京城大型佛寺，在特定時期國家政治生活和權力鬥争中的功能與命運。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曆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