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于青蘋之末

   
    陸曉娅
    和大多數認知症患者家屬一樣，等我們感覺到事情不對頭時，老媽早已在病魔的侵襲下失去了往日的優雅。
    忙于工作的我，有時一天會接到她打來的好幾個電話，說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家裡燒飯的鍋，鍋把兒“殘疾”了，因為她忘了關火;鑰匙落在家中，她撞上門就出去“雲遊”了;她貌似坐在沙發上認真讀報，但仔細一看，發現她手中那張《參考消息》頭朝下……我們聰明、要強、獨立的老媽，漸漸地開始讓我們哭笑不得，繼而讓我們憂心忡忡。
    唉，那是哪一年，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發現事情不對頭的，我已經記不太清了，唯一記得的時間點是2007年5月31日，因為在這一天的《效率手冊》上，我寫下了“帶媽媽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
    在此之前至少兩三年時，也或許像一些書上說的，早在10年、20年前，她腦部的退化就開始了。
    而20年前，正是媽媽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1986年年底，我父親在新華社巴黎分社社長任上被查出肝部腫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媽媽陪他回國治療。8個月後，父親最終因肝癌不治而亡。
    安葬了父親後，媽媽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單位讓她辦了離休手續。最初的幾年，媽媽和朋友一起編纂了一部《法漢大詞典》，還曾去一家基金會上過幾天班，但她在那裡沒有找到存在感。此後，她不再工作，除了偶爾出去旅遊，就是獨居家中。
    也許從那時候開始，她大腦中的一場攻城略地之戰，就已經悄悄打響：那裡面正出現越來越多陰險的β-澱粉樣斑塊，原來靈動的神經元纖維也不再翩然起舞，而是慢慢地糾纏在一起……好在，受過教育的我們，很快就明白，不是媽媽“老糊塗”了，也不是媽媽故意搗亂，而是她病了，得了阿爾茨海默病。
    毫無疑問，我們要帶媽媽去看病。但帶媽媽去看病，是一項何等艱巨的任務啊！
    我跟她說：“媽，你現在記憶力衰退得有點快，咱們去醫院看看吧！”
    她有成千上萬個理由拒絕你：“誰說我記憶力不好？我記憶力好着呢！我去買菜，賣菜的都說我腦子轉得快。”“胡說，我才沒病呢，我身體好着呢！”
    的确，我這個要強的老媽有個很不錯的數理化腦瓜，但陰差陽錯，她竟然跟着我那文學青年出身的爹，進了《新華日報》，又進了新華社，成了一名搞國際新聞的記者和編輯。
    可是，俱往矣，老媽不再是令同學羨慕的學霸，也不再是事業上的女強人，而是一個大腦衰退得讓人擔心的老太太，必須去看病。
    在若幹次勸告無效後，我隻能另辟蹊徑：既然你不承認自己的記憶力出了問題，我就不說帶你去看什麼病;既然你總是拒絕，我就不再征求你的意見，直接挂好專家号;既然你不願意去醫院，我就說帶你出去玩玩……總之，我連蒙帶騙地，居然就在那一天，成功地把她帶到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
    進了醫院的媽媽，竟然立刻就變“乖”了。她默默地坐在候診室等着看病。當醫生給她測查記憶時，她也努力完成了“作業”，隻是最後的結果讓她火冒三丈，她在走廊裡大喊：“胡說八道！誰說我記性不好，我的記憶力比你們都好！我沒病！”
    77歲的老媽，記憶力已經處在同齡人的最低水平。毫無疑問，她得了病。
    于欣所長誠懇地說，現在沒有更好的治療辦法，除了吃藥有助于延緩疾病進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增加社會交往。
    其實我早就明白，媽媽得病多少和她缺乏社會交往有關，但偏偏她就是一個愛獨來獨往的人。
    樓下的小花園，是許多離退休老人聚集的地方，也是老媽外出的必經之路。但她從那裡路過時，眼睛仿佛長在腦門兒上，對那些坐着聊天的老人幾乎視而不見。好在她在這個院子裡住了幾十年，總會碰到些熟人，比如我的幼兒園老師，這時媽媽才會停下來聊上幾句。最開始，還有幾個老同事邀她每周打一次麻将，但随着老同事要麼進了養老院，要麼“走”了，麻将小組也就自行解散了。
    彼時，我們兄妹三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父親去世後，我們隻要在北京，每周都會回家看老媽，我和妹妹也經常接老媽到自己家裡小住。
    在離休後的日子裡，老媽每天的生活還算規律，除了買菜、做飯、散步、澆花，就是在家讀報。幹了一輩子新聞工作，通過報紙了解國内外大事，已經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
    我曾勸她養隻貓或狗，因為心理學上有所謂的“寵物療法”。對很多老人來說，寵物能有效改善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幫助他們建立新的社會聯結。但老媽說：“我們編輯部的人都不養狗。”哦，原來養貓養狗會讓她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專業人士。我想，那是她需要保持的一種身份，即便在離休以後，她也要維持這樣一種身份，那是她生命的價值所在。
    醫生希望她能經常去複查，以了解病情的進展，但老媽堅決不從。雖然她腦子開始糊塗，但一說起去醫院，她就明白得很。我們說服不了她，又不能綁架她，隻好更多地陪伴她，督促她吃藥，陪伴她外出，讓她有機會接觸外界，獲得新的信息刺激。
    紫竹院的河開了，我們拉着老媽去踏青;玉淵潭的櫻花開了，我們假裝去日本賞櫻;景山公園漫山都是中老年人的合唱團，我們也去湊熱鬧;過年了，我們一起到城鄉貿易中心買件新衣;院子周邊的街道，我每次挎着老媽遛彎時都走不同的路……
    現在回想起來，陪伴已經被認知症侵襲的老媽，不僅需要我們付出時間，還需要我們付出心力，更需要我們具有創造性——我買了塗色的畫本，讓她跟着我塗色;我和她下她喜歡的跳棋;她數學好，我就買了數獨習題集讓她做;我用平闆電腦上的應用軟件教她畫畫;我逗她回憶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我假裝幫她給朋友寫信;甚至，我還帶她去看了她的初戀男友。
    那個伯伯是她去解放區時認識的，後來媽媽随軍南下解放大西南去了，那位伯伯則被組織留在剛剛解放的上海工作，不知怎的就失去了聯系。待到再次見面，已經是“文革”結束後。
    見面那天，那位伯伯對我媽媽說：“這些年，你是出國、出國、再出國，而我是下放、下放、再下放。”
    我還記得那天帶媽媽去看那位伯伯，下了公交車，天已經有點黑了。我給伯伯打電話，他到大門口來接我們。昏黃的路燈下，老人佝偻着身子走了出來，看到媽媽時，他一把就拉住了她的手。
    看到兩位老人手拉手蹒跚地走在我前面，我心酸不已，也感動不已。
    我猜那天伯伯也深受觸動吧，但我那聰明要強的老媽，已然失去了和他對話的能力……
    （月亮狗摘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給媽媽當媽媽》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