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堂課》：一場奢侈的語文教育真人秀

“公開課就像是時裝表演。它的作用在于展示各種可能性的元素，肯定是有很多借鑒意義的，但是時裝表演上的衣服你是不敢穿上街的。”

在台灣屏東縣吾拉魯滋部落泰武小學的語文課堂上，主持人孟非讓學生們組隊表演不同的地域特點。一組孩子唱起了關于重慶的Rap：“他們的山形都凹凸不平，還有他們的火鍋，都是井字形，讓我想到孟非老師很有型。”另外兩組則選擇了用泰武民謠緻敬南京，用肢體表演扮演西安兵馬俑。

魔術師劉謙站在北京密雲新城子鎮中心小學的課堂上，遠方是連綿的萬裡長城。上課前，他變了一個魔術，一塊玻璃隔着的兩根蠟燭，他對着一邊吹氣，另一邊的蠟燭也跟着熄滅了，而換成學生來做卻隻能吹滅一根。他要講授的課文是《疑鄰盜斧》，就像魔術一樣，到底什麼才是真相？

廈門的海上，清風吹過，歌手品冠彈着吉他，與鼓浪嶼人民小學的孩子一起唱着《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阙、今夕是何年？”一曲終了，他開始和學生們聊宋詞，聊鮑勃·迪倫。

他們三個名人此時有了一個共同的身份——小學語文老師。綜藝節目《同一堂課》邀請了21名中國名人作為嘉賓，在兩岸三地各自當了三天的小學語文老師。除了上述三位，還有作家張大春、麥家，企業家馮侖，演員濮存昕、徐帆等。這21位名人組成了語文教學的最強陣容。這樣豪華的陣容是如此的奢侈，那這樣的嘗試是可複制的嗎？或隻是一次“真人秀”而已？

豪華的代課老師陣容

張大春給山東省濟南市制錦市街小學二年六班的學生布置了一個任務——三天内，在課堂上共同作一首七言絕句。“不可能的。”副總導演黃銘明心想，“讓我在三天時間内跟着任何一位再厲害的老師，我都不可能完成一首七言的詩，你讓二年級的一幫孩子們去做七言詩怎麼可能？”

張大春倒是不着急。到了制錦市街小學二年六班的課堂上，他先是教學生們詩歌的不同“打開方式”。他用唱詩的方式，唱出了《夜宿山寺》的韻律與節奏，這讓台下的學生們紛紛驚訝：原來課本裡的詩歌還能這樣朗誦。

作詩的地點不在教室，而在大明湖。在湖光山色裡，張大春與學生坐在遊船上，微風吹拂，柳葉飄搖。他引導着孩子如何作詩，卻不給出答案，直到有位學生脫口而出“四面八方都是風”，這才有了這首七言絕句的第一句。張大春也沒想到，一句符合平仄韻律，朗朗上口的詩就這麼“讓大明湖的風景動了起來”。張大春自己也來了興緻：“再出一些小孩子們覺得高興的詞，我們就往他那個方向推。”

水流東方，遊船西行。捕捉到了這一景象的孩子，促成了第二句詩：“行舟西向水流東。”就這樣，在慢慢引導中，張大春教這些孩子作出了人生中第一首詩：“四面八方都是風，行舟西向水流東。荷枯湖淺浮雲散，柳隙之間聲不窮。”

其實，張大春也沒預料到學生們會在三天内作成一首七言絕句，“我根本沒有打算讓他們寫成功，我不在乎他們寫得成還是寫不成”。他最看重的還是創作的過程：“以創作為前提的鍛煉和學習才是最有效果的。他能寫多好，能寫多差，或者能寫多少首都不計較，這個過程稍縱即逝。”

《同一堂課》節目組邀請的21位嘉賓，在制片人袁蕾看來都是“德藝雙馨”的名人。“首先是老師肚子裡都有貨；第二，對于鄉村、教育、小孩子，他需要有真切的關懷在裡面，這件事情才能做成；第三點，他還有辦法把它給展示出來。”劉謙把課堂搬到了萬裡長城上嘉賓的跨界使得課堂情景别開生面，語文教育的多種可能性也自然地呈現在了觀衆面前。嘉賓們都不是職業的語文老師，所以他們的想法為傳統的語文教育注入了一些新鮮的理念。

80後作家張悅然選擇“失去”作為課堂主題，袁蕾一開始并不太贊成。“我們可能認為這不太适合對小學生講，他們可能無法理解，比如說悲傷，比如說失去等等。”

但張悅然覺得可以，她選擇的《虞美人》與歐·亨利的《最後一片樹葉》都是她小時候印象非常深刻的篇目。“我們的語文教育裡面，其實會特别強調積極的東西，有的時候會有意地幫孩子們去屏蔽掉一些悲傷、痛苦、煩惱，但我覺得這樣不好，這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部分。”

在甘肅省張掖市駱駝城的城牆上，張悅然與黑泉小學的孩子圍坐在一起。落日的餘晖還未散盡，飄揚的笛聲裡，她與學生們朗誦起了李煜的《虞美人》。在這處有着1800年曆史的地方，風沙掩蓋了過往的紛亂，南唐的末代君主李煜就曾倚着欄杆，望着這破敗的亡國吟詠着：“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張悅然把課堂設在了黃沙戈壁上讀完詩後，張悅然希望孩子們也真誠地講述自己“失去的故事”。段慶澤想念陪伴自己5年卻不見了的小狗，給它畫了一顆心，想着小狗有了心就能再活下去；殷彤挂念轉學離去的最好的朋友，想着重逢後就給她講《最後一片葉子》這個故事。張悅然覺得都很好，重要的不是寫作或者講述的技巧，而是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感情和人生。

人教版語文教材被人诟病的一點就是一些文章“假大空”，比如《愛迪生救媽媽》等課文純屬虛構，《小獅子》等課文中，後輩被教育要“吃苦”，不斷“吃苦”，卻不知道為什麼要“吃苦”，淪為空洞的說教。

“處處有語文，處處是語文”

上海京劇院裡，京劇演員王佩瑜正在給小學生排練京劇。她帶的是老生組，成員有三個男學生。排練接近尾聲時，飾演旦角的陳熠軒突然跑了過來，湊近王佩瑜的耳朵說：“我覺得那一組不适合我，我可不可以到這一組來？”

不了解京劇的陳熠軒以為旦角都是女生飾演，這讓身為男生的他很不好意思，但之前他又因服裝好看而執意飾演旦角。王佩瑜把選擇權交給了飾演老生的三位男生，為的不僅是演出順利，更為了能讓學生學會處理問題。

原來，老生組的丁元浩、張山與陳熠軒向來不和，性格霸氣的陳熠軒經常打罵對方。當王佩瑜看到陳熠軒一路小跑着過來問她能不能換組時，陳熠軒顯示出了從來沒有的“弱”。這讓王佩瑜看到了三人和解的希望。“我當時就在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三個同學已經完成學習了，如果新來了一位同學，肯定會增加排練和學習的時間。”面對換組要求，陳熠軒與老生組的三人面面相觑。一陣沉默後，丁元浩和張山走上前來。“我同意，但是前提有一點要求，不許罵我們三個。”“我同意，但是你不能打我們兩個。”百感交集的陳熠軒哭了。“學藝先學德”，這是京劇的規矩，也是王佩瑜希望教給孩子的。節目錄制過程中，袁蕾一直在思考語文教育的本質是什麼。她最受觸動的是老狼的課。唱歌是袁蕾最沒自信的事，小時候有一次在課堂上被老師公開批評跑調後，她再也不敢唱歌。但在中國最北端的漠河市北紅裡，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裡，老狼一直鼓勵學生們躁起來，玩起來。他帶着孩子唱《送别》，唱《Rockyou》。

最後，袁蕾也鼓起勇氣，跟他們一起唱，“鼓勵是最佳的教育”。她覺得語文不僅僅是一個學科，更應該是一個完善的生命教育。

劉謙講授的是發生在春秋時期的故事《疑鄰盜斧》。故事很簡單，是說從前有個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懷疑是鄰居家的兒子偷去了，便觀察那人，覺得那人的言談舉止無一不像偷斧子的人。不久，他無意中找到斧子了，又覺得鄰居家的兒子怎麼都不像偷斧子的人。

這是劉謙在30多年表演魔術的經驗中學到的一些看待事物和思考事物的方式。“還有這幾年來我在社會上觀察到的一些現象，比如說其實人很容易被自己的主觀看法誤導，去相信一些不實的謠言或者被外在迷惑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對着這些九歲、十歲的孩子，劉謙想傳達他複雜的人生感悟：“但是我們應該要告訴自己，有時候不需要那麼較真，因為找到答案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很現實，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慢慢會失去想象的空間。我希望這些孩子還是覺得世界上一切都很美好，充滿了希望和可能性。”

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退休後，自願去中學教育現場耕耘十餘年。他去了南京，去了貴州，在無數次講壇和課堂上試着以一己之力撞擊應試教育這龐大的社會機器，像堂吉诃德般與應試教育這機械轉動的風車打了一場沒有勝算的戰争，最終他也隻能攜着滿身風塵退場。

當教育的弊端反複出現，病竈不能連根拔起時，“大語文”概念呼之而出：拓展語文教學的内容與形式，認識到“處處有語文，處處是語文”。而這一概念，恰好也成了《同一堂課》的核心理念之一。

張大春注重創作，但他覺得這絕不是語文教育的唯一目的，他覺得語文或多或少能影響到一個人的人格培育。他提到了法國作家薩特那句“作家就是一個說不的人”，和老子的“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兩者間那種跨越時空的相同的價值觀，成了與當代人重視金錢等物質享受不一樣的珍貴事物，而人亦能受其熏陶。但這種情感教育更多應被着眼于個體，而非對集體情感的造就。在課堂的最後時刻，張大春送了孩子們“特立合群”四個字，即身在人群，保持獨立。

徐帆、張大春、濮存昕（從上至下）在各自的課堂上像時裝表演的公開課

王佩瑜的京劇課堂從鄉村搬到了上海京劇院，在她和其他專業京劇演員的指導下，小學生們對京劇的認識與實踐從零開始，從無到有。在最後的表演中，學生們蓮步輕移，搖曳生姿，“億昔當年居卧龍，萬裡乾坤掌握中”等唱詞也是信手拈來，聲如洪鐘。一堂語文課，以京劇教學的樣子換了個樣貌。

而在雲南壩美村小學的空地上，這堂語文課也與衆不同。濮存昕帶着孩子們演了一出《草船借箭》。羽扇綸巾的打扮與童言稚語産生了诙諧可愛的反差。

如今，國内一些頂尖的中小學校也在嘗試戲劇教育或者是創意寫作課，以此來拓展語文教育的可能性與多樣性，但這畢竟是少數。更何況，《同一堂課》如此豪華的代課老師陣容放在現實裡任何一所學校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看完節目後，在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教語文的蘇哲倫形容這是像時裝表演的公開課：“公開課就像是時裝表演。它的作用在于展示各種可能性的元素，肯定是有很多借鑒意義的，但是時裝表演上的衣服你是不敢穿上街的。”比如，他非常欣賞張大春的課，“他詩歌的教學本身很有詩意，但在我們平時的教學當中是容不下詩意的存在的，就是因為它太奢侈了”。

在教育前線工作了5年，蘇哲倫戲言變成了當初自己讨厭的樣子。在去年教了一年高三後，他那教書育人的理想受到了應試教育的些微消磨。面對現實，教育學生與送他們到更好的大學這兩件事有時是矛盾的。而當遇到對語文完全沒有興趣的學生時，蘇哲倫更是認識到應試過程中，語文教育對培養學生的人文底蘊全無作用。這時候他做的隻是“要花很多時間，目的隻是讓學生在競争當中獲勝，去個更好的大學”。

蘇哲倫覺得教育行業裡的創造力十分有限，而《同一堂課》确實給教學帶來了啟發，隻是啟發不一定能成為現實。“比如戶外授課，讓文化界名人成為代課老師等，在日常教學中都太奢侈，絕大多數學校根本無法實現。”

不過，這些嘗試在現實中也并非全都可望而不可即。在演員蔣雯麗的課上，她請來了一個學生的爺爺朱光耀和奶奶闫金仙。兩位老人帶了他們家的一個老鐘和一張老相片來到課堂上。這個家族曆史上來自陝西米脂，300年前為了逃荒才來到了平遙，朱光耀的爺爺曾在票号當夥計。票号這一早已消失的事物，在朱光耀的講述中，不再是孩子們眼中陌生的字眼。

在哥倫比亞大學幼兒教育專業碩士生李耳看來，這種口述史的方式完全可以納入普通課堂。在美國的小學課堂上，老師們就會邀請各行各業的人來分享他們的生活和知識。同時，全科老師的設置，使得老師在進行語文教學時會融入曆史等其他學科的知識，使得課堂内容更為豐富。

開播後，《同一堂課》常常被質疑“作秀”。在一些觀衆看來，《同一堂課》的課堂成了有着名人光環的代課老師的秀場，學生成了陪襯。蘇哲倫則對此比較淡然：“說實話，這個課堂本身就是個秀。它畢竟是在電視節目上，它一定不可能完全真實。期待一個節目改變中國的語文教育是不可能的。節目能做到的很有限，因為社會大環境才是最強大的學校。”

（應受訪者要求，李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