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将至》：在死亡之中如何活着
時間：2024-10-19 01:57:14
蘇珊·桑塔格不斷地在強化一個觀念“自己是非比尋常的”。和病痛的成功交鋒，更讓她強化了對自己的這種“塑造”。她的兒子戴維說：“在她内心深處，她不相信自己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天，即使理智讓你明白，自己終有一死，你依然允許自己認為：不是這一次”
凱蒂·洛芙
狄蘭·托馬斯躺在聖文森特醫院的一個氧氣帳篷裡，這個寫下著名詩篇《不要溫馴地走進那個良宵》的英國詩人已經昏迷三天了。半個紐約文學界聚集在他房間外面，仿佛他們還是在參加一個自然而然以他為中心的輪轉酒會。據傳，在他昏然倒地前的那個晚上，他曾在白馬酒店連飲了十八杯威士忌……這位年僅39歲的詩人走到了人生的最後時刻，是酒精中毒嗎？一時間，關于狄蘭·托馬斯的死亡原因成為了英國文學界的一大公案。
對此，美國作家凱蒂·洛芙在非虛構作品《暮色将至（TheVioletHour）》中沒有回答。12歲時，凱蒂·洛芙擁有了第一次瀕死體驗，因為感染肺炎，她的一個肺被切除掉了一半。正是這次經曆，打開了她對死亡的好奇。“假如用語言捕獲死亡的到來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誰最有可能做到這一點呢？”有這樣幾個名單在她的腦海劃過，他們不是她所愛的人，而是一些作家和藝術家。“他們對于死亡特别敏感，或者說特别合拍，這些人在他們的藝術、信件、風流韻事以及睡夢中，已經解決了死亡的問題。”
“TheVioletHour”出自T.S.艾略特的長詩《荒原》，意為“暮色蒼茫的時刻”，用以形容人彌留之際，如同紫色暮霭，恢弘瑰麗。在書中，洛芙記錄了六位著名作家生命最後的場景：蘇珊·桑塔格曾奇迹般地兩度擊敗癌症，但這一次，生命不再眷顧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生研究死亡，擁抱死亡，卻至死與煙瘾玩着危險的遊戲；約翰·厄普代克通過體驗和書寫性愛來對抗死亡，他唯一求而不得的便是描摹出死亡時刻的真實形态；狄蘭·托馬斯活得熱烈，向死而生，他的生命在女人、酒精，以及他迷戀的名利之中消逝了……
在和這些作家生前親人、好友交談，以及閱讀了大量他們的著作、信劄、筆記後，洛芙在紙頁上重現了六位作家的最後時刻。每個人的人生，由死亡的那一刻逆向展開。
“死亡也統一不了天下”
“軟膜水腫、脂肪肝、沉積性支氣管肺炎”，在狄蘭·托馬斯屍檢報告裡的“死亡原因”一行中出現了這樣幾個字眼。
坊間關于狄蘭·托馬斯的“真實死因”仍衆說紛纭，詩人曾摔下樓梯，他曾經在街上被攻擊，他被一棵薔薇刮傷了眼球，他被人謀殺……
評論家和朋友們為了維護這個曾經寫下“死亡也統一不了天下”的充滿活力的詩人形象，他們仔細還原了那個晚上所發生的所有事件，以各種論據支撐他并沒有酗酒惡習，希望在某種程度上還詩人以清白。
但洛芙通過資料調查和對狄蘭·托馬斯身邊人的走訪卻發現了這種“美容”充滿漏洞。“狄蘭用酒精謀殺了自己，盡管用了多年時光。”一位同樣擁有酗酒傳聞的詩人約翰·貝裡曼，在自殺的前幾年，在一封信裡提到。
1946年，19歲的狄蘭·托馬斯憑借包括《死亡也統一不了天下》在内的一組詩歌，在文學界嶄露頭角。“死亡”是他作品中一個耀眼的主題。洛芙了解到狄蘭·托馬斯早在更加年輕時，就寫出了“時光賜我青春與死亡，盡管我戴着鐐铐依然像大海一樣歌唱”這樣的詩行。
一個人怎樣戴着鐐铐像大海一樣歌唱？在洛芙眼中，托馬斯采用了兩種形式：大量飲酒和不斷地更換伴侶。《時代》雜志曾公開說他是一名醉鬼和玩弄女性者。
“在薩頓區的一所城市住宅裡參加派對，托馬斯走到樓上和舉辦派對的伯爵夫人做愛，而他的情人麗茲正在樓下喝着金湯力。”洛芙在書中寫道。他試圖與一個新女人，或者兩個新女人共享一段時光，以在一個晚上擠榨出多個人生。
這種對時間的焦慮感，也體現在他對待金錢極端不負責任的态度上。狄蘭·托馬斯在私生活方面的名聲一片狼藉，但并不妨礙他在美國受到追捧，甚至這些風流韻事更為他增加了某種傳奇色彩。他受邀到美國參加一些巡回朗讀會，酬金高昂，但無論多少錢，他一定會在回家之前，就把它們用盡，絕不會給兒子留下交學費或者給自己買一包香煙的錢。“時光賜我青春與死亡，盡管我戴着鐐铐依然像大海一樣歌唱”——狄蘭·托馬斯
“有時候我感覺太他媽好了，太強有力了，仿佛我能夠跳出這副臭皮囊，我是不是快瘋了”——蘇珊·桑塔格洛芙還發現狄蘭·托馬斯一邊陷入自己患有“不治之症”的浪漫想象中，“我得了痛風、後背僵硬、支氣管炎、突發性不适”，并誇大它們，以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滿足自己某種内心需求；一邊又極度諱疾忌醫，無視醫學建議和常識，生活習慣惡劣，他酗酒、不吃飯，以硬糖果和起了泡的兒童飲料代替三餐。
關于他死于“十八杯威士忌”的傳言是否為真，洛芙在書中并未正面回應。這也并非是她此次的研究重點。讓她感興趣的是托馬斯對于死亡的态度。
在去世的前幾周，一位朋友在一台舞台劇的排練現場見到了托馬斯，他形容托馬斯“臉色像肝髒一樣慘白，雙唇松散扭曲，雙眼暗淡冷漠，凹陷進腦子裡”，可就在當天晚上，托馬斯依然邀請人們來到他旅社的小小房間裡喝威士忌和啤酒。
“他對自己大不如前的健康狀況意識到什麼程度？他對死亡是否真的如此坦然？”洛芙自問自答，“在某一時刻，詩人對于死亡那病态的、過分的恐懼變成了義無反顧地一頭沖向它。”換言之，她認為托馬斯的自毀并不是他不懼死亡，恰是源于這位具有“戲劇性”人格的詩人，面對“死亡就在眼前”的非理性壓力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選擇狂暴式的自我毀滅。
“即将死亡是一個令人驚奇的高峰體驗”
“如果這個世界上有誰能決定不死的話，那麼非蘇珊·桑塔格莫屬。”蘇珊·桑塔格的傳奇性不僅在于她是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之一，還在于她在與疾病長達三十餘年的戰鬥中展現出的兇猛意志。
蘇珊·桑塔格在1975年、1988年、2004年分别被診斷出乳腺癌、子宮癌、白血病。在這三次患病中，她都像一個戰士一樣對抗病毒的侵略，并在前兩次戰役中死裡逃生。
四十出頭的時候，蘇珊·桑塔格第一次在鬼門關徘徊，她被診斷出乳腺癌四期。當時她咨詢的所有醫生，沒有一個人認為她有一絲一毫活下去的希望。但她卻沒被吓倒，反而當即判定醫生們是錯誤的。“她如此生猛，對權威是抗拒的，所以本能就是反抗它。”蘇珊·桑塔格的朋友莎倫說道。蘇珊·桑塔格把疾病看作一個數學問題或者是最高等級的邏輯拼圖，積極地尋找解法。
不同于狄蘭·托馬斯，蘇珊·桑塔格反對任何把疾病浪漫化的傾向，她切除了雙乳，并積極地接受化療，同時不忘把病中一些剔除了情緒、經過沉澱的思考記錄下來。在這本後來頗具影響力的論著《疾病的隐喻》中，她指出，病人要做好準備迎接艱難的治療，真正需要的是頭腦清晰、理性思維以及醫學信息，而不是詩歌和充滿感情的信念，“我們賦予疾病的那種想象，那層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滿破壞性的。”她說。
在《暮色将至》一書中，洛芙認為蘇珊·桑塔格不斷地在強化一個觀念“自己是非比尋常的”。和病痛的成功交鋒，更讓她強化了對自己的這種“塑造”。
在和死亡一次次擦肩而過的過程中，她不斷發出一些驚世之言：“即将死亡是一個令人驚奇的高峰體驗”，“有時候我感覺太他媽好了，太強有力了，仿佛我能夠跳出這副臭皮囊，我是不是快瘋了，還是什麼？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但有時候，我認為它是一個奇妙的經曆。”
“死亡的性吸引力”，蘇珊·桑塔格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裡這樣诠釋她和死亡的微妙關系，“那種不算靠近它、吸進它的氣味，然後轉身而去的危險和興奮。”蘇珊·桑塔格對醫學執着的信念和攻克困難的能力，讓身邊的人感到驚愕不已。她的兒子戴維說：“在她内心深處，她不相信自己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天，即使理智讓你明白，自己終有一死，你依然允許自己認為：不是這一次。”
2004年，醫生第三次給蘇珊·桑塔格下死亡判決書，她被診斷出白血病，“沒有任何治愈或者緩解的機會”，建議她什麼也别做，用剩下的六個月時光好好生活。但是她仍然接受了一次極端的治療——骨髓移植。這時，她已經七十一歲了。
“太痛苦了。”身邊的人看到她的治療過程說道。蘇珊·桑塔格蓋着白被單，躺在輪床上，雙眼緊閉、臉腫到難以分辨，她的骨髓移植失敗了。她被送到機場，但她不是要回家，像朋友想象的那樣死在愛她的人懷裡，而是轉入了另外一個癌症中心，接受另外一套治療方案。
陪她走完最後幾天的一位護士說，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蘇珊·桑塔格都沒談到死亡，而是如何戰勝疾病，她離死亡最近的一個話題是“這管用嗎”。
“在心底裡，沒人相信自己會死……每個人都确信自己永存不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英雄般的清晰”
在采訪中，洛芙不斷地在質疑自己的動機：“我不停地琢磨來琢磨去，我為什麼要知道這件事，什麼樣正常的人會冒失地闖入這片靜寂而神聖的領域？”
她常感到一種強烈的不安感，一個死亡故事總是私密的、可怕的、讓人難以舉重若輕的。要求别人把那一段幽暗的、難以安頓的時光重現出來是如此的不人道，因此，她寫了一封又一封長長的道歉信和電子郵件，“我并不想侵犯您的隐私”，并主動為對方找後路，“如果您不願意和我談話，我非常理解”。
過程中，她無數次想停工，但這些故事卻像一張張未完成的拼圖一樣壓迫着她，讓她無法停下，“有這麼多的死亡，我想鑽研”。
最初洛芙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死亡産生興趣，是因為他似乎在生命盡頭時，所施加的那種令人羨慕的控制力，他為自己決定了死亡時間和方式，在征得女兒同意之後，讓醫生給他注射了嗎啡，為自己親自設計了死亡。
弗洛伊德希望自己對死亡有着“英雄般的清晰”。在一次殘酷的放療後，給自己的朋友寫信：“我的世界又恢複了當初的模樣——一座痛苦的島嶼，漂浮在漠然的海面之上。”放療的痛苦，普通人是難以忍受的，但是弗洛伊德卻拒絕服用止痛藥，以便他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
弗洛伊德面對死亡的超脫、淡然連他最知心的朋友都印象深刻。1920年，當弗洛伊德美麗的女兒索菲因流感而死的時候，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對于我們來說，沒有什麼好說的。畢竟，我們知道，死亡屬于生命，它不可避免，想來就來了。”
即便是書寫這些“偉大的作家”，洛芙也并沒有受光環效應的幹擾，去合理化他們的某些行為，而是時刻保持着思辨意識和質疑精神，“我一直避免浪漫化的傾向，避免任何朝向的抒情、不夠誠實以及虛假救贖的沖動”。
“他決意要——至少在紙上——扮演一個頭腦冷靜，内心波瀾不驚的科學家，和一個有理性、思想深刻的知識分子形象。”洛芙如此描述弗洛伊德，“他不停地論證自己對死亡的接受，論證得如此雄辯有力，以至于他最親近的那些學生對此深信不疑。”
心理學家歐内斯特·瓊斯在回憶錄裡寫道：“如果這世上有人征服了死亡本身，敢于直面恐怖之王，絲毫也不畏懼，那麼這個人就是弗洛伊德。”這可能嗎？洛芙認為他對自己本能的壓抑十分努力，但還是存在破綻。
在弗洛伊德1915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對當代戰争與死亡思考》中，洛芙看到這樣一句話：“在心底裡，沒人相信自己會死……每個人都确信自己永存不朽。”洛芙認為它暗藏了弗洛伊德内心深處對理性的抗議——接受自己死亡是不可能的。即便他那些接受死亡的文字寫得如此優雅得體，氣勢磅礴。
“他所推崇的‘英雄般清晰’并不總是可能的，他是一個目标、理想，一個前進的所在。”洛芙在書中寫道。對“死亡”的查看，并沒有像想象中那樣讓洛芙陷入到某種壓抑情緒，事實上，它“極其出人意料地安慰人心”。
《巴黎評論》稱這本書是一部絕妙的啟示錄：“她讓人們看到，對于死亡，我們感興趣的不隻是結果，不是最後那些事，不是名利與後代；相反，是這過程中如何與死亡相處，家庭和友情如何維持。一句話，就是在死亡之中如何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