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到創二代：自找苦吃？

很多投資人不投富二代，一筆500萬的投資，對于風險投資機構而言很重要，但對于很多創二代而言，可能隻意味着一台跑車，“虧了就虧了，怎麼樣了？我賠給你好了。”

大學剛畢業，王夫也去投行幹了幾個禮拜，就決定要走。

王夫也認為自己看透了投行人的處境：雖然外表光鮮，但實際上也是給别人打工，“天天背着倆包，也挺苦的。”他認為這不适合自己，他手頭做的第一個案子——一個高端内衣品牌的收購案還沒結束，他就決定撤了。

接下來，王夫也做了兩年個人投資，然後成立一支風險投資基金，名為“集結号資本”。他給20幾個富二代朋友打了一圈電話，搞定第一期募資。

中國正出現一批這樣有折騰資本的年輕人：1990年代中國崛起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如今他們的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他們從小目睹父母的創業經商曆程，對如何經商有家學淵源；普遍在海外留學，有國際視野；有錢、有資源。

他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很多已大有作為——80後富二代中，家裡開水泥廠的王興連續創業，現在美團已經是一家數百億美元估值的公司；出生于商人家庭的張旭豪創辦餓了麼，賣給阿裡時售價95億美元；家庭背景最顯赫、在文化遊戲産業裡動作頻繁的王思聰，其在投資領域的一些不錯表現也時常被人提起。

但換個視角看，富二代并沒有吃苦的必要，在商業世界和創業環境中，這是一個矛盾的組合。

投資人“投不起”富二代

接班對富二代來講是一種自然的選擇，但他們的身份出現了錯層——上一代的中國産業結構，制造業、貿易、能源礦業、地産等傳統産業占大頭。對年輕人們來說，這不太酷。此外，中國産業結構正在轉型，好機會更多出現在新商業領域裡。

王夫也在集結号資本的合夥人付建忠，家裡做的是有色金屬尾礦處理的生意，年收入過億。付建忠佩服父親白手起家的經曆，但海歸背景的他幹了兩年後，發現自己不想綁在這家公司上，整天與礦主和國企的領導打交道。“我父親的公司是我不太感興趣的領域。”

“我喜歡做我自己的事情。”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之子黃斯沉選擇出走——黃怒波雖然以詩人的身份聞名，但他創辦的中坤集團是一家做地産和度假業務的公司，在北京大鐘寺有一個“中坤廣場”。黃斯沉在投行幹了兩年，他喜歡體育，曾陪父親走過北極，在零下30多度的冰面上，跟着羅盤走了7天——他三年前選擇創立一家做體育IP的公司。

生于1994年的黃靜逸，父親90年代下海，做進出口貿易、煤炭、地産。她大二就開始創業和投資。她長得好看，有人想找她拍電影，這啟發她自己去投資拍片，4年前她投資30萬本金拍了一部網絡大電影，最後賺了300萬。這是她的第一桶金。

“有資源的創業者和沒資源的創業者，不是一個品種。”黃靜逸說。她認為創業成功需要4個條件：有資源，有項目，有方法，堅持做下去。她認為資源和項目對普通人可能都是挑戰，而對于創二代來說，需要突破的則是第四點。

雖然沒成功的項目為數不少，她“選擇性地遺忘”，“就算沒有做成，這是我自己的問題，但我一定能在裡面有收獲，這是我的成長。”黃靜逸說。

這種略有些玩票的想法，讓很多投資人不敢投富二代，一筆500萬的投資，對于風險投資機構而言很重要，但對于很多創二代而言，可能隻意味着一台跑車。“虧了就虧了，怎麼樣了？我賠給你好了。”王婧說，富二代更多是這種心态。王婧家裡有一家利潤過億的藥企，自己正在教育行業創業。

“他們說我不接地氣”

王婧穿着一身黑色的MiuMiu套裝，電腦上放着全英文的PPT，為她參與的一個留學生教育項目回國融資，項目的創始人也是一個富二代。

在海外留學時他們發現，留學生們在擇業上有很多困惑。“湖南大學你們怎麼打？”對面的投資人問。“你們從就業辦公室，還是從團委入手？”

“當時我就蒙了，我都不知道這是啥。”王婧回憶說。

投資人用“不接地氣”形容他們的團隊，并把這四個字拆解為幾個方面：你們團隊比較年輕，你們不了解中國市場，業務結構單一，留學生的細分市場太細了……

40多天裡，他們連續見了幾十個投資人，結論都差不多。最後，創始人動用家裡的資源，找到兩家基金聯合投資500萬美金，這個項目才啟動。

“不接地氣”的生活，王婧在美國的時候習以為常。那時候她開一台蘭博基尼，紐約哪個大牌上了新一季的包包，她就和身邊的小姐妹一起去拿貨。每周她都參加Party，在會所或是朋友家，一推門滿屋子鮮花和香槟。年輕、有錢的女孩們個個穿着精緻，炫耀美麗和财富。

“很浮誇，（就是）你能想象到的，Ins上的那種生活。”王婧說。

從美國回來，王婧打包了四十多箱衣服、鞋子、包，海運了4個月才到上海，她沒時間整理，箱子運過來完完整整摞在角落。上海空氣潮濕，過了很長時間她才發現，幾雙緞面鑲着鑽扣的鞋子、香奈兒的羊皮包和羊絨外套都長了黴。

剛回國時，王婧很不适應。他們在上海楊浦區一處聯合辦公空間租下6個工位辦公，電梯間包着木闆，站在她身邊的常常是扛着建材的工人。上海常下雨，她的鞋子不是皮底就是光底，每隔幾個星期就會廢掉一雙。王婧發現，富裕生活所養成的慣性，在她創業之後，特别是面對投資人時是一種無形的負資産。

黃靜逸上大學時，曾經和朋友合夥做了一個服裝品牌。她投資100萬，請了迪奧的設計師，做了幾百套衣服試賣。定價時，她跟圈子裡的朋友做“市場調研”：“一件衣服賣2000塊錢，是不是太便宜了？”她自己穿衣服，經常也要一兩萬一件。

“太便宜了！”她們都告訴她。最後，她發現衣服做出來真的就隻有她們買。

服裝的項目持續了1年多，一直銷不掉。黃靜逸不願意降價處理，甯可堆在倉庫。最後這些庫存成了她和助理的私人衣櫥——她的助理，也是她的合夥人之一，家裡是做地産生意的，後來和黃靜逸合夥創業。她們拿一部分送人，剩下的自己穿，半年沒買新衣服。

黃靜逸承認，那個時候她不懂市場。“他們說我不接地氣。我一直認為我在市場裡，後來發現我不在。”

“臉不能一直刷下去”

回到北京後，付建忠有一陣子經常泡中關村創業大街的咖啡館。

那時候正值創業大潮。很多項目幾個月内估值連翻數倍，投資人退出回報幾百倍。暴富的消息不斷刺激着創業者。付建忠也被大潮裹挾着開始看一些項目，他覺得，這比父親的生意有意思多了。

付建忠在英國留學時就認識王夫也，王夫也當時也做了一些一筆三五百萬的投資，後來覺得，用自己的錢投資風險承擔能力低，不如募一支基金。錢來自富二代朋友們，他們跟這些年輕的LP們說“不保底，虧了别賴我”，而投資的方向是新消費、新内容、新技術。

王興

張旭豪一期募資靠的是哥兒幾個“刷臉”，“但臉不能一直刷下去”。壓力的核心是要對業績負責。投資的工作看起來輕松，但在起步階段，他們為了了解市場，常常一天要看五六個項目。

不幸的是，市場開始泡沫化。他們是一支新基金，找項目的渠道有限，還遇到一些不靠譜的FA（财務顧問），跟着投了一些燒錢的O2O、社交類項目，為此交了不少學費。

“那會你不懂嘛，但是因為吃了這些虧，你就懂了。”王夫也說。漸漸地，他開始知道市場裡哪些人、什麼CEO靠譜，在早期投資市場上，找到靠譜的人是關鍵。

一次，王夫也到微軟加速器“蹭”項目看，三個微軟加速器的高管，被他“忽悠”出來另立門戶，創立了孵化器“将門”，也成為集結号一期基金的投資項目。

在将門的年會上，王夫也上台演講，他舉着麥克風開玩笑說：“我覺得将門牛，我更牛逼。”“我給你十趟去微軟的機會，你能發覺這個團隊的價值嗎？有價值，你能把他們聊出來嗎？那是我的嗨點。”王夫也說。

同年年底，集結号二期募資2億。付建忠告訴記者，他們跟一些母基金聊過，對方要求退出業績，這對于成立時間不長的新基金而言條件比較苛刻。反而是産業大佬，有資産管理的需求，對他們更寬容，也會給資源協同。

付建忠也會用父親的錢做一些個人投資。父親從前還會對他“說教”，自打他們合夥成立了集結号，他就不再幹涉了。他弄不懂風投的邏輯，索性不再過問。

“我一度還挺失落。他可能覺得，我做的這行，他已經不太懂了。”付建忠說。傳統商業向新商業進化，新的生意和打法，舊時代的英雄們已經有些眼花缭亂。

改造自己和父輩企業

黃斯沉第一個體育賽事IP為“X-Mudder泥濘障礙賽”——這是黃斯沉在美國體驗過的一項小衆運動，參賽者需要在泥地裡跨越障礙和關卡，完成挑戰。黃斯沉認為，類似的障礙賽在中國市場是空白。

造IP是件挺難的事情。“X-Mudder”2016年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落地。黃斯沉兩天之内跑了五個城市。早上在深圳，下午去廣州，晚上飛重慶，第二天去成都與合作夥伴會合，晚上回北京。如果按照黃斯沉的設想，靠賣IP授權掙錢，這是一條很長的路。

做到第3年，X-Mudder北京站在奧森公園辦了一場，現場來了幾千人，規模是最初的十倍多，業務在增長，新融資還沒有着落。黃斯沉拿着對講機盯場，在接近40度的大太陽地裡跑前跑後。

黃斯沉不願意談父親的企業，覺得讓職業經理人管挺好的。但他羨慕他父親那一代的企業家，身邊能有幾位跟随十幾年、二十斤的老部下。而全民創業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企業中層力量的缺失。在傳統企業，新員工進公司往往有個“師傅”指導，他們在公司呆上3-5年，熟悉業務，和同事培養默契，然後獲得晉升的機會，逐漸坐上管理崗。而現在的企業，新員工來了又走，普遍幹不久。很少會有人在一家企業為自己做5-10年的規劃。

黃斯沉正在學習如何管理：他希望給同事們營造平等對話的環境，但面對類似一個銷售員3、4個月沒開單的情況，他也要拿出老闆的态度。最近，他的一次反思是，新的賽事産品上線，本該參與内測的人失職了。黃斯沉發了火。他把他們叫到辦公室，往牆上扔了一隻杯子。沒有傷到人，但可能傷到了自尊心。

王婧現在已經不穿真皮底的昂貴鞋子了，改穿球鞋。不久前，王婧和創始人在北京SKP約客戶談事情，想到很久沒買衣服了，到商場逛了一圈。結果發現“太陌生了”，最後什麼都沒買，回去開會了。

創業以來，王婧感覺自己和從前的生活脫節了。她現在每天9點鐘上班，經常工作到11、12點。早晚她會到健身房遊泳或是做器械——不是為了保持身材，而是為了保持精力，工作能夠專注。

王婧已經很少去穿着昂貴的純社交場合了。這一方面源于，她年薪20萬，收入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之前就是Party，我就是需要Party和出去拍照片。”另一方面，“人家也都不帶我們玩了，覺得很無聊，你們天天也很忙。”

王婧考慮着，回去幫幫父母。去年過年，她陪他們跟集團的CEO、财務、人力和車間的高管一起吃了個飯。他們跟她聊醫藥集團業務，她則跟他們聊創業，他們取得的成績和磕磕絆絆。黃斯沉第一個體育賽事IP為“X-Mudder泥濘障礙賽”——這是黃斯沉在美國體驗過的一項小衆運動，參賽者需要在泥地裡跨越障礙和關卡，完成挑戰（IC圖）年輕的管理者想要服衆，就要能跟她從小叫叔叔、伯伯、在這家90年代成立的公司裡工作多年的高管們能對等交流。王婧參與創立的這個教育公司，已經拿下3輪融資，創業經曆是王婧的籌碼。

王婧認為，藥廠們都盯着想把實驗室研究成功商用化，AI的場景化運用可能是市場的新機會，但也蘊含巨大風險。王婧如果回去掌舵，探索新方向的重任就落在她的肩膀上。在她看來，二代接班，比較成功的案例是新希望集團劉永好的女兒劉暢。“雖然你不知道她做什麼事情。你能看到的是公司業績的增長。”

一位投資人表示，現在“工業4.0”、工業自動化的興起，某種程度上也跟“二代”的視野、改造父輩企業的強烈願望密切相關。

“我就想告訴他，我幹得還行”

在美國做留學生市場時，王婧接觸過一些年紀更小的富二代。家裡的背景有大型地産公司、政商集團、能源國企、煤老闆以及高利貸主……那個年齡段的孩子，很驕傲，也很焦慮。他們有享樂和炫耀的訴求——她将這種攀比的心态，概括為大部分富二代在成長期，父母忙事業，從小缺少父母的關愛，因此長大以後，希望從群體中獲得關注和認同。

她自己就是如此，小時候父母經常忘記接她放學，有一次她在路口等了4個小時，賣燒餅的老伯收了攤，把她帶到派出所，警察給她父母打電話接她回家。開家長會，她家裡從來是其他人做代表。有一次父親難得去了，原本應該去高中，結果去了她初中的學校，回來跟她說，“哎呀，你都念高中了。”

在狂歡結束之後，這些富二代們也會思考，自我的價值在哪裡。“我可能一輩子都達不到我爸那樣，那怎麼定義我自己。”

黃靜逸認為，富二代的成長是分階段的。早期可能是炫耀、攀比，以此找尋一些同類；然後有一部分人會“覺醒”，開始工作、創業，證明自己。

最近，黃靜逸投拍的一部商戰電影，剛剛在院線上映。這部電影原計劃6個月上，因為拍攝延期及後期審查問題拖了2年，預算超支一倍多。這也讓她明白，“世界不是像我想的那樣。就算我想對了80%，還有20%是不由我控制的。”黃靜逸說。

失敗就失敗了，黃靜逸相信自己未來一定會成功。畢竟，對于中産而言，創業失敗了可能直接跌落到社會底層。而創二代失敗，交一筆學費就夠了。

王夫也能夠理解父母的難處。他5歲之前沒怎麼見過他們，6歲被送到寄宿小學，13歲送到英國留學，調侃自己是“吃百家飯長大的”。“你要知道他忙的意義。他如果不忙，沒有我現在的生活。我蠻感恩的。我覺得這社會，一定是有報有還。”

在家裡的尾礦處理企業工作時，付建忠到太原出差，落地後坐了幾個小時的車到礦上，漫天風沙，和他年紀差不多的工人們眯着眼睛幹活。中午他和他們一起吃飯，就在臨時搭的棚子裡擺上幾張飯桌，磚砌的竈台裡生着火，大鐵桶裡白菜炖豆腐，十幾個工人就着饅頭吃。

當晚，付建忠飛回北京，參加一個朋友的生日Party。國貿三期雲酷酒吧，十幾個年輕富二代推杯換盞，一瓶酒幾千塊錢。付建忠高處看北京，那一刻他覺得，這個世界還挺魔幻的。

幾年前，父親曾經要送他一台價值不菲的超跑，年前訂了車，但等配置的過程中，父子倆吵了架，父親一怒之下退了車。後來父子倆關系緩和，約着在北京見面。當天，父親開着那台車來了，“你現在幹的還行，車獎勵你。”

付建忠挺感動的，但現在他已經把那台車“處理”掉了。他現在創業，用不着這台車了。采訪這天，他身上穿一件黑色T恤，說是在網上花了100多塊買的。

這輛跑車前一半的故事是，他還在父親的公司上班時，一次父子倆大吵一架，他把銀行卡、車鑰匙通通扔到父親面前，告訴他“我不幹了”，然後搬出家走了。之後，他自己找了個咨詢公司的工作，有了一點儲蓄，就買了新款的ipad、單反鏡頭，給父親寄了過去。“我就想告訴他，我幹得還行。”

在王婧看來，二代接班，比較成功的案例是新希望集團劉永好的女兒劉暢（IC圖）●摘自36氪http://36kr/p/51423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