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需要“藥神”？

與韓國同類型電影相比，《我不是藥神》還沒有深入讨論社會問題的土壤，“它隻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也得有人提出。”從這個層面看，“《藥神》已經比其他電影好太多了。”

北京萬達CBD影院影廳座無虛席。這裡是《我不是藥神》的提前觀影現場。

電影後半段，不堪病痛折磨的男子艱難地從病床上爬起，最後看了眼在他身旁熟睡的妻兒。下一幕，男子的遺照出現，他妻子跪在焚燒着紙錢的火盆前抹淚。觀衆也動了情，有人隐隐啜泣，有人小聲在包裡翻紙巾。故事落下帷幕，暗黃色燈光亮起，周遭一圈觀衆紅着眼眶。有人起身帶頭鼓掌。

這部由甯浩、徐峥監制，文牧野執導的電影，講述了徐峥飾演的保健品商販，如何成為印度仿制藥“格列甯”獨家代理商，之後又因提供仿制藥，變成拯救白血病患者的“英雄”。主角在現實中有原型，算是真人真事改編。點映期間票房過億；超過12萬用戶在豆瓣上評價，評分依舊高居9.0；朋友圈更是湧現出“自來水”般的分享，稱贊電影感人、深刻，預定“年度最佳”。

近年來，内地總票房排名上，占據前列的是諸如《戰狼2》《紅海行動》等主旋律電影，或者《速度與激情》《複仇者聯盟》等國外大制作、大IP，以及《捉妖記》《西遊降魔》這類奇幻電影。涉及現實題材，關注社會問題的佳片，幾乎在大多數觀衆的片單中消失。

馮小剛曾說：“中國怎麼這麼多垃圾電影，還不是因為有那麼垃圾觀衆。”可《我不是藥神》的高票房卻證明，當一部高質量的影片上映，中國觀衆還是懂得用腳投票的。

《我不是藥神》為何能在這個暑期檔，擠掉流量小生李易峰主演的《動物世界》，成為一匹票房黑馬？中國觀衆又為何需要這樣一部現實題材的電影呢？

甯浩看哭了

2016年初，編劇韓家女把寫好的《我不是藥神》初版劇本發給甯浩。本子的靈感來源于央視《今日說法》播出的一期新聞專題——《救命的“假”藥》。

鏡頭前，當事人陸勇膚白微胖，戴着金邊細框眼鏡。他患有慢粒白血病，需長期服用一種名為“格列衛”的抗癌藥物。他的面部因用藥長出了色素沉澱的斑點。

陸勇2002年患病，家裡有近百萬存款。那時，這種瑞士進口抗癌藥，國内售價兩萬多一盒，一盒隻夠吃一個月。核算下來，他僅買得起兩年。而在印度，不少公司生産仿制的“格列衛”，若以團購形式，最低隻需200元。陸勇于是從印度購藥，還使用網購的信用卡，幫上千位病友代購。

未經國内審批、許可，印度生産的仿制“格列衛”被認定是“假藥”。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曾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銷售假藥罪”向陸勇提起公訴。300多名白血病友聯名呼籲，請求司法機關免予陸勇的刑事處罰。最終，檢方撤訴，陸勇被無罪釋放。

從患病、購藥、到被捕、釋放，一個人十幾年的經曆，量很足。韓家女判斷，“差不多是一個電影的内容。”當時，劇本的名字還叫做《生命之路》。

當時正忙着給新片《瘋狂的外星人》選景的甯浩，在半夜12點開始讀劇本。原以為是個無聊、催眠的故事，結果一口氣看到四點。甯浩看哭了，跑去跟徐峥聊劇本，講到故事精彩的地方，他又一次淚目。徐峥聽完，也誇内容好，“我想過自己拍這個電影。”甯浩說。

2016年，甯浩的壞猴子影業推出了一個扶持青年導演的項目，名為“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如今，該計劃已簽約14位年輕導演，幫助他們對接項目、演員、投資等。《我不是藥神》的導演文牧野，便是簽約者之一。

了解文牧野的拍片風格、擅長之處後，甯浩把《我不是藥神》給了他。在甯浩看來，文牧野具有古典浪漫主義情懷，這種人更适合導演偏現實題材的影片，“而不是去搞公路喜劇”。

王傳君飾演白血病患者呂受益，買藥一事因他而起，最後也是他的去世令程勇改變一度被邊緣的現實片

号稱現實主義的電影不少。作為一個寬泛的概念，甯浩在采訪時說起《繡春刀2》，一部講述了明末崇祯年間，錦衣衛三兄弟奉命追殺魏忠賢，卻卷進宮廷陰謀的曆史故事。他認為這也具有現實主義元素。

隻是，具體到由真人真事改編，關注當下社會和現實問題的，在國産電影裡屈指可數，其中多數為案件類題材。比如，根據吳若甫真實綁架案改編的電影《解救吾先生》；2016年中秋檔上映的《追兇者也》，則是依據“六盤水五兄弟萬裡追兇”的案件改編。

案件類題材作為電影故事，在日常生活的倫理之外，提供了另一重法律框架，情與法的沖突可以豐富故事的戲劇性。此外，具有新聞效應、展現親情、人性，與普通人有關的特殊經曆，也能被改編成電影。

由陳可辛導演，趙薇主演的《親愛的》，一部“打拐題材”的電影。女主角李紅琴的原型高永俠，原本是個普通的農婦，丈夫外出務工，帶回兩個孩子。她視如己出，養育他們。苦苦尋子四年，彭高峰在高永俠家中找到了被拐的兒子。高永俠丈夫意外死亡，而她背上了“人販子老婆”的罵名。

《親愛的》2014年上映，最終票房3.44億，在現實題材電影中算是“叫好又叫座”。而諸如《嘉年華》，一部聚焦兒童性侵的電影，文晏甚至憑借此片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獎。可它的票房最終止步于2221.7萬。

IP加流量明星，才是近年來出産現象級電影的主流模式。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先後推出四部，邀請楊幂、郭采潔、陳學冬等一衆明星參演，最終累計票房15.1億，一度創下華語系列電影票房的紀錄。

搶購IP，很長一段時間成為影視圈的熱門話題。在投資人看來，IP電影是可以成功複制的，進而起到規避風險的作用。而現實題材的電影，在劇本開發，投資、拍攝上的複雜性和不可控性，則慢慢被排擠到邊緣位置。

相比之下，獲得名導提攜的文牧野就幸運多了。《我不是藥神》的出品方與聯合出品方就多達15家。據壞猴子影業CEO王易冰介紹，“包括宣發在内的總投資為1億多元，屬于中等成本影片。”

被問及給《我不是藥神》找投資是否遇到了困難，甯浩果斷地回答：“不存在。這就是監制的作用。我要替導演背書。起碼這個行業對我是信任的。我需要用這份信任幫他（文牧野）把路打通。”

“沒有深入讨論的土壤”

文牧野沒有辜負甯浩的期望。他不是作者型導演，沒有使用現實題材常用的藝術片表達方式，反而設計了大量的搞笑片段，把片子拍得甚是通俗。《我不是藥神》的笑點，全都經過文牧野的精準設計。2至3分鐘一個小笑點，5分鐘一個大笑點。文牧野找來一群喜劇演員讨論，依次給笑點打分。如果達到滿分，說明笑點過了，就要謹慎使用。

于是，你會看到，《藥神》中的每個人物從出場到結尾都安排了明顯的變化。徐峥飾演的主人公從一心想通過代購印度仿制藥賺錢發财，到最後為了顧及白血病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藥品。

接受本刊采訪，知名編劇宋方金指出，《我不是藥神》口碑成功，市場也成功，最大原因是主創使用成熟的類型片手段來表達當代現實。類型化的創作，有助于找到最大的觀衆群。

《我不是藥神》點映期間，另一部現實題材電影《她的故事》也在韓國上映，引發韓國民衆強烈反響。該片以“關釜審判”真實故事為素材，講述1992年到1998年間，3名“慰安婦”受害者和7名“勞動挺身隊”受害者組成的原告團，往返于韓國釜山和日本下關之間，曆經23次開庭審判，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曆程。

1.甯浩（左）、文牧野（中）、徐峥（右）在《我不是藥神》片場

2.李乃文（右）飾演瑞士醫藥代表，導演文牧野說，影片中的醫藥代表并不是反派，而是因立場不同，站在了主角的對立面《熔爐》《恐怖直播》《辯護人》《殺人回憶》《素媛》……近年來，類似的韓國電影對人性、社會和體制的洞察與批判，令其屢屢獲得贊譽。

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韓國電影實行嚴格的内容審查制，直到1998年才進行改革，取消審查，采用類似歐美電影的分級制度，為現實題材電影的繁榮埋下根基。2003年上映的《殺人回憶》根據韓國華城連環殺人案這一真實故事改編。當年，韓國總人口近4900萬，而《殺人回憶》觀影人次為525萬人。觀衆比例均超過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這些現實題材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對社會事件、法律、制度的推動，以及對人們生存環境的改善。

電影《熔爐》根據光州一所聾啞智障學校的性侵學生事件改編。2011年剛上映，網絡上便出現要求重啟調查的百萬人簽名活動；上映第六天，光州警方成立專案小組重新偵辦此案；上映第三十七天，韓國國會通過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爐法”。

因涉及抗癌仿制藥、慢粒白血病人群體等社會議題，《我不是藥神》上映後，不少人将其與韓國現實題材電影做比較。

在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釜山國際電影節顧問範小青看來，與韓國同類型電影相比，《我不是藥神》還沒有深入讨論社會問題的土壤，“它隻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也得有人提出。”從這個層面看，“《藥神》已經比其他電影好太多了。”

“藥神”的麻煩

截至記者發稿前，《我不是藥神》上映九天，票房已經超過20億。除卻對劇情的好評，來自醫藥行業的質疑同樣存在。

比如，影片将天價藥問題全部讓“無良”藥企背鍋，這真實嗎？對藥企“貪婪”的負面刻畫，合理嗎？接受媒體采訪時，文牧野對此回應，影片中的醫藥代表并不是反派，而是因立場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對立面。

原型陸勇不滿劇情改編，也是《我不是藥神》遇到的“麻煩”。今年6月8日，陸勇發布名為《我不是藥神？我是個慢粒白血病患者！》一文。文章裡，他表達了電影預告和花絮給自己帶來的困擾與擔憂，還竭力澄清自己的身份，既不是“從非法販賣印度藥品中賺大錢的神油店店主”，也不是“對抗法律的英雄”。

類似的麻煩也在其他真人真事題材電影中出現。前文提到的《親愛的》，女主角李紅琴的原型高永俠，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自己看完電影，感到很難受，“裡面說我和别人睡覺，又生了孩子，還給記者下跪。實際上這些都沒發生過。”為此，陳可辛出席電影宣傳活動時曾公開緻歉。

而在投拍階段，現實題材電影面臨的更大麻煩則是“缺錢”。

2002年，43歲的李楊憑故事長篇處女作《盲井》，獲得柏林電影節藝術貢獻銀熊獎。影片講述了兩個煤礦工人謀殺工友，詐取賠償費的故事。16年來，李楊隻拍攝了三部電影——《盲井》、《盲山》、《盲道》。他關注現實題材，可三部電影都是自己投錢拍攝的。

世紀之交，李楊立定了一份三年計劃，跟朋友合開旅行公司，在德國賺錢，賺夠了就回國拍電影。2000年底，他如願回國，先是在北京買了套房，接着投入300萬拍《盲井》。第二部電影《盲山》，于2006年開拍。開機前一周，投資人突然撤資，李楊隻得抵押房産，投入450萬。随後的《盲道》，因為請不起“稍微好些的演員”，李楊無奈，隻好自己出演男主角，還得身兼導演、編輯、美術等數職。相似的場景不斷上演。

近年來，國内優質的非虛構新聞報道接連受到影視行業關注。《時尚先生》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殺親曆者自述》版權，被樂視影業以120萬價格買下。但因為種種原因，電影短期内能拍成的可能性很小。

接受本刊采訪，編劇宋方金提到，《我不是藥神》的成功，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原創的、現實題材的、不用流量明星和大IP的電影，一樣可以有很好的市場反響與口碑。“這或許會扭轉影視風向。但具體的影響是多大，還需拭目以待。”

3.章宇飾演白血病患者彭浩，貧困的農村少年，和陸勇不打不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