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已经在墨西哥待了一周，就在我们出发去哥伦比亚的那天早上，很多事一开始就不顺利。本来预计是早上八点半出发，这么早起来对我来说已经是困难至极，但是航班竟然延误到中午才起飞，原因是听说有炸弹威胁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就这样一路到达了目的地，无形之中给晚上的会议增添了更多的火药味。
我们二十二名球员全部到场，只有球员，别无他人。
大家谈到了钱，讨论了如果我们真的成为冠军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是的，因为大家对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件事非常有信心，知道自己肯定能走到进行冠军巡游这一步。你们知道三十年来上一批代表阿根廷获得世界冠军的我们最后得到了多少奖金吗？三万三千美元。对，你没看错，就是三万三千这么少。这点钱也就是如今一个球星的差旅费。而我们当年每个人每天的差旅费是多少呢？二十五美元。二十五！我今天讲出这个数字来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所以我们就在那次会议上讨论这个话题，渐渐地，我们发现钱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更加重要的远不止这个。谈论钱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因为当时我们中间有些人已经在欧洲踢球挣了大钱，但是其他人并不富有。有些人身后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是其他人并没有。我当时的想法是让所有人都懂得为国家而战的荣誉感，我们将身披国家队战袍而不是什么普通的球衣。这不是那些官员或者反对者能够左右的。决定一切的人是我们自己。
我们还谈到了训练，我们真正需要的训练，那些训练可能会超越我们的极限，但是需要我们去完成。我们应该全力以赴、不留一点余地地投入训练。
对我而言，所有这一切就如同今天刚刚发生的事一样。我走到了大家的中间开始讲话。我看着所有人的眼睛，感到自己全身的热血在沸腾，感觉我后颈的血管都要爆炸了。我紧紧咬住牙齿，觉得差点就要把牙齿咬断了。每当我说出一个字，我的拳头就握紧一点，仿佛我随时要打架一般。就是这种感觉，这正是我想要的，把言语当作武器，然后正中要害，直击人心。
“现在我们必须要忘却之前的一切。忘记所有事情！忘记我们的俱乐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薪酬，忘记所有问题。我们现在只能想到我们自己。无关他们，只想我们自己。谁是首发谁是替补并不重要，不要在这种问题上纠缠，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必须帮助自己人。希望没有人掉队，一个也不能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白没有？！因为外面有很多人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注意，不是看一个人的笑话，他们是想看我们所有人失败。他们觉得我们失败了就会支离破碎，比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还能让我们支离破碎。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绝对不能！”
那是一场宣誓。
如果在那时候把我们立刻带到球场去，面对任何对手我们都能踢进去五个球，因为我们在与所有不理解我们的人对抗。所有队员都在场，令人欣慰的是，没有人保持沉默，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发表了意见。这支队伍需要聚集在一起，需要把想法表达出来，也可以表达出来。那次会议上连博奇尼也发言了，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他说话是什么声音；一个月前才刚刚入队的恩里克也发言了；除此之外，还有泽拉达，他在墨西哥时才加入队伍；阿尔米龙，之前他一分钟都没有上场过；当然还有巴尔达诺，他滔滔不绝，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得跟他说“行了，别再说了”他才能停下来。帕萨雷拉当时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后来他再也不说话了，现在你们应该也知道原因了。
就这样，在巴兰基亚与青年队的比赛结束之后，当我们意识到那里的天气热得让我们觉得连抬腿都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问自己去那儿比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驻扎在墨西哥好好训练。距离世界杯只有三个礼拜了，我们还在哥伦比亚来回兜圈子，把自己暴露在媒体舆论的批评之下，不仅要面对完全不同的天气，还要对付来自对手的凶残防守，因为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展示自己有多强悍。我们所面对的是炎热到令人窒息的天气，这与我们即将要面对的墨西哥高原天气截然不同。我确实记得乌拉圭人霍延在那场0∶0的比赛中表现得很不错。我们本可以赢得这场比赛，但是我更记得我们已经热得连腿都抬不起来了，记得我们只能看着对方球员从我们面前跑过，乌里韦当时的脸色差劲极了。我们踢得并不差，与以往的比赛相比甚至可以说踢得还不错。但是我们没能进球。因此，对于一支本来就没有获得多少信任的球队来说，在本该增加这种信任的时候却得到了这种成绩，简直是雪上加霜。
于是我们找到了队里的体能教练埃切瓦里亚，他是一个运动好手，教练组中最棒的人，跟他说了我们的想法。埃切瓦里亚是个非常智慧的人，他说他非常理解我们想回到墨西哥训练基地的决定。后来我亲自去找比拉尔多谈话，对他说回到墨西哥是我们整个队伍的决定。听到我的话之后，比拉尔多回答道：“不可以，接下来的比赛已经确定了，还有另一场比赛也是。”但事实上第二场比赛根本就没有定下来，真是个混蛋。直到今天也没人能让我把这件事情给忘掉，因为我想起来就咬牙切齿，原因是这一系列的友谊赛都是比拉尔多的朋友恩佐·杰诺尼组织的。于是我们在巴兰基亚平原踢了第一场友谊赛，但是对我们什么帮助也没有。而第二场比赛，听说要在波哥大举行，至少那地方是高原，但是我们不是疯子，我们决定不去了。
于是我对比拉尔多说了如下的话：
“队伍是不会去的，卡洛斯。全队球员因为天气的原因几乎连腿都抬不起来，而且我们还得面对舆论的批评和对手的凶狠防守。在平原的比赛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处？比如刚刚踢的那一场。屁用没有！波哥大高原呢，我们确实要去的，但不是去比赛，而是要在那里转机去墨西哥。”
“别这样，迭戈，还有十张卢卡[4]钞票要给你。”比拉尔多试图说服我。
但是不管一万比索给我还是给其他人，这不是钱的事儿，当时每场友谊赛的价格只有八百美元。是的，只有八百美元！我们本应该待在美洲训练基地，让队员好好休息，好好适应当地的气候，在一个充满批评的环境中好好适应。我们要去世界杯举办地训练，高原反应才会真的让我们在跑动的时候感觉快要断了气。那不是巴兰基亚的平原能提供给我们的，波哥大的高度也远没有达到那种效果。
对球队来说，在这场掰手腕式的较量当中打败比拉尔多是件好事，因为那时的比拉尔多非常被动，他只能让步，因为我们不准备踢接下来的比赛了，整支球队都不准备比赛了。
事情就是这样，那次的会议是一个分水岭。我把整支队伍聚在了一起，使球队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给自己准确定位，知道如果要对抗所有人，不如所有球员站在同一阵线去对抗。
当年我们是第一支到达墨西哥的队伍，我们也想成为最后一支离开的队伍。于我而言，过度专注总不是一件好事，总是让我感到窒息，但是那次的专注是不一样的，因为是我们自己想要专注地投入到比赛当中，这从我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开始好转。
在那次回程途中，我和吉列尔莫·科波拉进行了一次对话。
“你记得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对你说过，这次世界杯我们是冲着第三名来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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