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父亲和我的岳父：官方烧烤大厨

当我们进入美洲训练基地的时候，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那里简直是一家妓院！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了妓女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除了训练基地工作人员和群众对我们的热情接待是好事，其他都是坏事：我们到达训练基地，灯泡还得自己动手装，因为房间都还没有完全装修好。这是真的。帕查梅站在我面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资深建筑工人。所有的房间都小得可怜，还是砖墙，都没有用石灰粉刷过，整个房间里只有头顶的一只灯泡和两张简易的单人床。仅此而已。我们还不能整支队伍都进驻，因为他们只做好了接待十六人队伍的准备，而我们光是队员就有二十二人，再加上教练组和技术人员就更多了。因此最后不得不用苇帘搭了一个简易的房间，中间有一个大纸箱子。巴尔达诺和特罗比亚尼走到纸箱子那儿，将它命名为“小岛”，因为它看起来孤零零的。塔塔也在那儿，他不得不戏弄“恺撒”一番，最后赢得了那个位置。“大头”和阿尔米龙也一样围绕着那个“小岛”打闹。给我们的房间是有号码的：14号、15号、16号和17号，没有13号。大家都猜测训练营种种糟糕的情形反而是比拉尔多乐意见到的，因为他就喜欢让球员吃苦。对于这种艰苦的环境，我可以接受，其他球员也可以接受。但是请别再胡闹了！在世界杯开始之前，他带着十四个青年球员去了蒂尔卡拉训练，这有什么必要？是为了证明什么？直到现在还在说当时在蒂尔卡拉他和队员们许下了一个承诺。但是直到今天这个承诺也没有兑现，因为后来再也没有得过世界杯冠军。但是请注意，赢得冠军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大家别搞错了，我在多年以后，回头再看这些事情，我觉得比拉尔多这样做是因为想要阻止可能发生的“混蛋”事件，因为在球场上我们就是一场灾难，一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所谓“真正的比赛”我们一场也没有踢过。真的，当时我们就是世界杯最丑陋球队的候选。

因此我现在想说：不要把球队最后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教练的战术，更多地应归功于球员。不要再谈论比拉尔多的战术了，应该把重点放在整支球员队伍上。三十年过去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更加合理公平。

我们比其他队伍先到达世界杯基地，也比他们经历更多。当时我和佩德罗·帕斯库利同住一间房，房间号码是6号，但是今天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会选10号。房间都是一样的，两张单人床，没有粉刷的砖墙。一开始墙面剥落了，但后来我和佩德罗往墙上贴照片，什么照片都贴，从卢汉圣母像到瓦莱里娅·林奇的照片，要什么有什么。

其他房间的组合是这样的：克劳森和布鲁一间，他们在独立队的时候就认识了；内里和巴斯克一间；“博查”和“美国佬”一间，这两个人都是红队的；“比奇”，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他和来自科尔多瓦的大个子库奇乌夫一间，不管库奇乌夫后面经历的事情有多疯狂，我都记得当时他非常享受那届墨西哥世界杯，像个孩子一样。“魔法师”加雷和门将泽拉达一间，泽拉达因为在墨西哥踢球，所以对他来说就像是主场比赛一样。“中国人”塔皮亚和“黑子”恩里克一间。“疯子”伊斯拉斯和巴蒂斯塔一间，伊斯拉斯是个十足的浑人，性格非常刚烈。

负责所有管理事务的鲁本·莫斯凯拉和莫利纳一间房间。莫利纳也是理疗师之一。另外一个理疗师就是我带去的卡尔曼多。萨尔瓦托雷被分在了一间令人难以置信的房间，因为他要和比拉尔多的助手罗贝尔托·马里亚尼、“瞎子”西尼奥里尼以及被称作“疯子加林德斯”的迪·洛伦佐共用一间房间。天哪！你能想象那间房间有多拥挤吗？我当时就说：“他们睡觉挤成这样，一定连做梦都是同样的内容。”

身为理疗师和总务主管的“加林德斯”也是队伍里负责搞笑的人物，他每天都累得半死。我们经常看到他晚上在房间里，斜斜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完全累瘫了。有一天，我们把他床脚的螺丝都卸了下来，然后就等着他往床上一躺的那一刻。当晚我们所有人都挤在一扇小窗户边上，那儿能看到房间里的动静。果然没让我们失望：“加林德斯”往床上一躺，就听见嘭的一声，整张床板掉到了地上。当他发现我们都躲在窗户那儿偷看的时候，恨不得杀了我们。我们的恶作剧还不止这一件，大家还会面对面互相调侃，毫不留情，就跟小孩儿似的打打闹闹。这是因为除了训练，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做。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而且再想想整个训练基地唯一的电话一直被帕萨雷拉占用了，因此日子真是无聊之极。

此外，我们还想看到墨西哥当地的体育刊物，我们甚至希望能看到《阿根廷体育画报》。电脑？想也别想！当时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每天第一个起床的总是特罗比亚尼他是不折不扣的足球爱好者，每天早上七点半的时候，他就已经满操场转悠了。我呢，喜欢每天去总务间喝点马黛茶，跟我一同去的还有蒂托·本罗斯和“疯子加林德斯”。在总务间里能感受到足球的呼吸。队员们像动物一样努力训练，每天比平常人早四个小时开始，迟四个小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