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们是怎样忽视压力-创伤连续体的

“格雷格”是一位成功的商人，长期从事公司收购、重组和出售业务，因而十分富有。他在其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的人脉，并在当地的优质地段有两套豪华住宅。他和第四任妻子婚姻幸福。

格雷格最初对MMFT感兴趣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确切说来，当时他正在考虑是否要向非营利机构心理健康培训学院（Mind Fitness Training Institute）捐赠一大笔钱，这个学院是我为了与他人分享MMFT而创建的。他曾在越南战争期间参加过激烈的战斗。现在，他希望“回馈”自己的财富与成就，去帮助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归来的新一代退伍军人。我向他建议，要想了解是否该支持我们的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身体验一下MMFT。

在完成MMFT课程并坚持练习了几个月后，格雷格终于告诉我，从越南回来之后，他一直不太对劲。在对自己的神经生物学特性有了全新的认知之后，他承认自己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身心系统“对快感的迷恋”之下，总是极度兴奋，高度警觉，并伴有过度惊吓反应、失眠和高血压问题。他坦言，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在传奇的职业生涯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基本不睡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完成一笔大生意时的那种“快感”，那是一种他在越南时第一次体验到的感觉。格雷格还透露，他现在和第四任妻子在一起的原因在于他在前三次婚姻中都出现了强迫性出轨行为。他说，当时他觉得自己“根本忍不住”。这些风流韵事及随之而来的谎言同样给他带来了自己喜欢的那种“快感”。

30多岁的“塔尼娅”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名非常有才华的分析员。她坚定致力于自己所在组织的使命，努力防止恐怖袭击再次发生在美国土地上。我见到她时，她刚刚错失升职机会，最后升职的是她的一位年轻的男同事。自那时起，她常常在半夜醒来，思绪万千。她甚至工作得比以往更久，让自己几乎没有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这样她才能向上级展示自己的决心，以便赢得下一次晋升机会。

塔尼娅是靠运动员奖学金上大学的，在那里她熟练地通过了高强度的课程作业，获得了经济学和阿拉伯语双学位，并且参加了日常训练和国家队比赛。当然，获得运动员奖学金意味着她在上大学的许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能应对各种任务的高手了。

在参加MMFT的过程中，塔尼娅意识到错失晋升机会是如何让她感觉“失控”的，她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在上初中和高中期间，她对付这种感觉的方法是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每天只摄入400卡路里的热量。塔尼娅告诉我，她曾在高中时期“成功地治愈”了自己的厌食症，在上大学前她又拥有了与身高对应的标准体重。从那时起，每当觉得难以应对某些事情时，她便会依赖高强度锻炼来获得“控制感”。现在，她发现自己又开始计算起卡路里，重新限制自己的饮食。这让她感到很意外，因为她确信自己在高中之后就已经“走出了这种状态”。

“托德”是一名19岁的步兵。他已经在伊拉克完成了一次战斗，现在，他所在的部队正准备转战阿富汗。托德一点也不喜欢他的班长，因为这名中士总是因为托德的健忘而不断叨扰他去做事。例如，有时托德会穿错制服列队，而更多时候则是忘记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把整个队伍“搞得一团糟”。托德为自己的“低能行为”深感不安。

在我开始给托德进行MMFT培训前的一个月，他终于因为健忘而寻求帮助，实际上这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因为这种状况给他所在的队伍造成了相当不良的影响。从那时起，他每周都会去他所在驻地的诊所看医生。这位临床医生诊断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给他开了三份处方：一份针对失眠，一份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有一份针对膝盖和背部的慢性疼痛——他在背负重型设备、背包和武器时落下的。现在，托德与临床医生一起进行治疗，他也常会出现闪回，想起在伊拉克的经历和自己的童年。

事实上，托德的过去十分艰难。他的生父在监狱服刑，他们很多年都没有说过话。在成长的过程中，托德与他酗酒的母亲及异常严厉的继父一起生活。当托德在家闯祸甚至调皮时，他的继父会用皮带来对付他。11岁时，托德有过一次濒临死亡的经历。

托德有一件最宝贵的东西：他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他很爱他的这辆摩托车，这是他用第一次出征时存下的钱买的。他喜欢沿着海岸开，在这里他能看到海浪，放空思绪。在过得特别糟糕时，例如当他“搞砸”一件事而被班长训斥时，他就觉得自己必须发泄一番。此时他会骑上摩托车，开得飞快。他坦言自己在高速公路上会至少开到150英里/小时（约合241千米/小时），危险地来回肆意飞驰。实际上，他告诉我：“越接近死亡，我感觉越好。”之后他会去自己最喜欢的酒吧，不过常常因为喝得太多而惹是生非。

从表面上看，这三个人似乎不太一样：他们的社会经济水平和教育背景不同，他们经历过完全不同的压力和创伤事件，而且各自应对压力的方式也不相同。

的确，如果我在他们接受MMFT培训之前就径直地描绘格雷格、塔尼娅和托德的情况，然后问他们自己的遭遇是否与另外两个人相似，那么我怀疑除了“有压力”之外，他们看不到任何相似之处。

尽管他们有明显的差异，但格雷格、塔尼娅和托德都遭遇过相同的经历。

和我一样，他们三个人都在自己的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建立了一种对抗关系，并且积累了非稳态负荷。他们三个人都选择用自己所知的最佳方式来应对身心的失调和内在的分裂。

痛苦有很多种，不变的是它总会让人遭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