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和现代科学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压力和创伤的常见“恰当”反应一般是咬咬牙，继续前进，也就是拒绝、否认、掩盖、区隔、压制压力或创伤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失调问题，进行自我治疗，从而转移注意力。我们总会将这种否定等同于韧性、毅力和坚毅。特别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隐忍不言的斯多葛主义成了主流。我们敬重的是“负伤战斗”的士兵和“带伤比赛”的运动员，我们敬重那些坚持下去的人，而不是任由疼痛、伤病和痛苦折磨自己的人。

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些无意识的规范和习惯相当有影响力。实际上，群体往往会复制个体的做法。就像个人倾向于否认自己的创伤一样，群体同样会否认创伤。然而不幸的是，在群体否认创伤的同时，这种否认为更多个体制造了遭遇创伤的条件，它将不断从文化上给个人施加压力，迫使个人继续否认自己的创伤。

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家总是会将我们的成就、有形的创造、发明及我们对所在工作机构和群体的“附加值”加在一起来评估我们自身及他人。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美国一度发展得十分繁荣，由于市场看重的是生产力、效率、速度、耐性、坚毅、财富和利润，所以我们看重的也是这些。资本主义助长了整个社会所传递的矛盾信息：它重视和激励的往往是生产力和利润，但否认和无视这些利润背后的代价与后果。

我们可以在大部分股东和华尔街对市场的激励做法中看到这种动因。例如，仅以业绩为标准来奖励企业领导者，同时无视这些利润背后的“市场外部效应”，包括士气低落、不道德行径、压力引发的疾病、不安全的工作条件、骚扰和歧视文化以及对环境的有害影响等。在经济学中，外部效应（externality）是一种影响人类或地球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并不是他们想要招来的。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有害的、不道德的员工的工作年限更长，生产效率更高，至少在产出方面如此，这可能说明了他们为何能被选中，并且能在组织中想待多久就待多久。[21]

实际上，将性骚扰、环境污染或有害的工作条件都概念化为“外部效应”的做法本身就是这种动因的表征之一。在接纳、重视现实中的某个可取方面并归功于此的同时，它也否认、拒绝并抹杀了现实中天生与之共存的其他方面，从而以这种方式划清了两者间的界限。

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一位成功的电影公司老板，他的公司曾经出品过数百部大片，而他却因80多起强奸和性侵指控而声名狼藉并被判23年监禁。埃里克·施耐德曼（Eric Schneiderman）曾是一位因打击企业欺诈和腐败案而备受尊崇的检察官，但同时也是一个因酗酒和性虐待而获刑的阶下囚。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也是一名退休将军，曾向记者表示自己“很少感到压力”——他因制定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增兵”战略而广受赞誉，但同时他也曾故意将机密泄露给情妇。[22]

自米兔运动开展以来，很多观察家主张区别对待艺术家与其艺术作品——他们试图将我们的注意力狭隘地集中在这些人的成就上，从而将其违法行为排除在我们对他们的工作评价之外。这种区别对待的问题在于，我们实际上是完整的人，我们既拥有创造天赋或出色的领导能力，同时也会对他人实施虐待和暴力行为、违反法律、成瘾行为或做出不道德的选择。

我们个人主义式的神话也强化了这种区别对待和否认问题的范式。当然，个人主义已深深植根于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架构及其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之中。特别是自从越南战争爆发和民权运动开展以来，我们也看到了精英主义原则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和职场中的兴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将生活理解成一段旅程，我们在其中发展自己的个人技能与天赋，累积成就，打磨自己的履历。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超级英雄神话过分强调智商，而忽视了其他品质。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自主性、自立和独立精神，却对我们实际上是社会中一员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看重的更多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但我们却忘记了实际上与之相伴的还有责任。

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神话同样体现在我们的文化产物中。从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开始，西方文明中就充斥着种种个人英雄的故事，他们是自力更生的英雄，通常是男性，他们的服务、牺牲和成功都源自他们相对于主流社会的分离（或异化）。[23]超级英雄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布鲁斯·韦恩（Brauce Wayne）和彼得·帕克（Peter Parker）通过隔离自己来拯救他们的社区。[24]而安·兰德（Ayn Rand）的自由主义启蒙作品《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的建筑师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以及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独行侠（The Lone Ranger）和经典的美国牛仔形象亦是如此。他们都是粗暴、坚韧、理性、坚强、有男子气概的角色。

这种区隔范式最终也出现在了现代科学方法中。热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表示，数学不仅是纯粹理性的缩影，也是最值得信赖的知识。正如笛卡儿所言：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笛卡儿认为思考是存在的主要特征，因而人们可以通过推理和逻辑认识一切。

这些人将“客观”现实等同于能够获得可测量结果的概念空间。这种对量化信息的偏好意味着那些无法测量的现象（比如本能、直觉、情绪、梦境、情境）都缺少可靠的信息。[25]这种世界观暗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世界是可知的——我们可以借助充分的数据、测量或分析来获得客观的确定性。

这些文化上的信念造成了身体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内在”意识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对抗。它体现在我们文化对来自“理性”思考和“客观”信息的知识，而非来自直觉、情绪、想象、共情和其他“主观”来源的知识的偏好。[26]实际上，尽管我将在本书中依赖共有的经验证据和科学研究进行论述，但我会用这些“客观”信息与我的“主观”生活经验进行明确的对比，因为科学和实证研究本身通常只能让我们对事物形成片面的认知。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笛卡儿范式的作用。它是我们忽视情绪或生理层面的认知，以及我们的身体、感觉和情感的文化基础。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会发现大家都更偏好思考脑“了解”的东西，而非生存脑“知道”的东西。

所有这些文化上的影响，以及我们对自身阴暗面的否认都强化了我们的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的对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