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我们的创伤

在继续阅读之前，你可以花些时间写下五个描述你对自己看法的形容词，一行一个。[12]例如，你或许认为自己“坚强、成功、乐观、自立且勤奋”，抑或你觉得自己“诚实、聪慧、友善、体贴且有同情心”。

现在，请在另一列写下对应这五个形容词的反义词。例如，“坚强”对应“软弱”，“诚实”对应“狡猾”。第二组形容词简单地概括了你性格的阴暗面。

对那些符合我们自我形象的品质的认同，意味着我们自然会否认和惧怕那些构成我们性格阴暗面的品质并与之抗衡。实际上，对其中一个方面的认同越强烈，我们就越是会否认、拒绝、压制甚至推翻另一方。

这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时候，当被我们否认的品质出现时，作为人类整体，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这两个方面的极端品质，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紧张，我们也越会与现实进行斗争。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诚实”，那么我们可能会否认自己“狡猾”的行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体贴”，那么我们就会无视自己真正的“自私”做法。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乐观而快乐，我们自然会排斥悲伤、抑郁或其他消极情绪，同时也会认为“我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自立、坚毅、有韧劲且坚强，那么当生存脑感知到自己无力、无助和失控时，我们将很难接受这些感受。

尽管如此，当我们相对于某类品质而强烈认同另一类品质时，被我们否认的那一类品质更有可能控制我们，而且通常是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越排斥，越坚持。

我们在遭遇挑战或威胁时是否会产生压力或创伤，实际上并不是由我们的思考脑所决定的。这是因为神经感知是生存脑的功能。因此，压力和创伤从来都不会与我们的思考脑对特定事件是否会带来“压力”或“创伤”的分类和判断直接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所经历的压力和创伤几乎总是间接地与我们的思考脑的分类和判断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为何？因为当思考脑的判断和生存脑的神经感知不一致时，我们就为它们创造了形成对立关系的条件。这种内在的分裂常常加剧我们身心系统中的压力与创伤。

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生存脑只允许和接受某种威胁、挑战或某些通常符合自身形象的情绪，同时否认我们实际经历过的其他威胁、挑战或全人类所有的其他情绪时，我们就制造了内部的分裂。

仅仅因为我们的思考脑不愿有意识地接受我们内心“软弱”、“柔弱”或“非理性”的情绪，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产生这些情绪。我们的生存脑必定还会产生这样的情绪。实际上，所有的情绪都会在某个时刻在我们的身心系统中产生，因为所有的人类情绪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然而，当我们的思考脑排斥自己不想要的情绪时，我们就会让这种对立关系延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自身移出了耐受窗，同时建立了非稳态负荷。

那么，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认同某种品质但否认另一种品质的矛盾实际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

最常见的是，我们会想办法来转移注意力和自我治疗，我们会否认、压制、区隔、忽视、规避和掩盖被我们否定的品质，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我们的思考脑不愿意强调疼痛，相反，它往往着眼于未来，也就是我们将会实现的人生目标、我们将要获得的财富和名声、我们将要累积的财富、我们将会塑造的美丽身段、我们将会得到的下一个高分、我们将会建立的人际关系或我们将要完成的遗愿清单。

问题在于，我们的生存脑、神经系统和身体并不倾向于与这种思考脑的策略合作，也就是否认我们之前遭遇的疼痛、虐待、压力或创伤。

或许你已经发现，格雷格、塔尼娅、托德和我的故事都有一种趋势。塔尼娅和我倾向于通过内化方式来应对我们的压力和创伤：我让自己投入强迫性的过度追求之中，而塔尼娅则通过极度限制卡路里摄入和过度运动来克服自己的痛苦。我们都出现了内化的心理障碍：我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而塔尼娅则患上了厌食症。

相反，格雷格和托德则通过外化方式来应对自己的压力和创伤：格雷格通过高风险的交易和婚外情来获得刺激，同时收获了几场失败的婚姻，而托德的做法则是莽撞驾驶、酗酒和实施暴力。

尽管如此，我们四个人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即通过应对策略来自我治疗，否认、压制、区隔和克服我们的压力与创伤，让我们的思考脑感到自己更有控制力。我们每个人都通过各自的方式依赖着社会可接受的道路与应对策略，而它们不会对我们的自我认同产生威胁。

实际上，女性对痛苦的内化和男性对痛苦的外化这两种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十分常见。

在我们的文化（以及其他许多文化）中，女性接受的教导是“不要惹是生非”或愤怒是一种不恰当的情绪。[13]尽管女性和男性一样会愤怒，但研究表明，女性在愤怒之后陷入羞耻和窘境的情况更多。女性更容易因为愤怒而被描述为“恶毒”、“敌对”、“好斗”和“好争论”，这突出表明了这种做法是多么不为社会所接受。女性更有可能在真正生气的时候哭泣或感到焦虑，因为悲伤和恐惧更符合她们的情绪范畴。无怪乎我们习惯于将痛苦藏于内心——我们无视痛苦，“为了和平而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做出自我伤害之举，而且女性在我们的社会中表现出了大量内部失调的症状，包括抑郁症、焦虑症、“骗子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14]、饮食失调和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等。

相反，男性受到的教导则是要争强好胜和积极进取，而恐惧和悲伤不符合他们的情绪范畴。[15]我们被告知，睾丸素使得男性的体格天生具有攻击性，校园欺凌、性骚扰和侵犯及家庭暴力等都可以用“男人总归是男人”等理由一笔勾销。“坚强”的男人不会脆弱、沮丧或害怕，特别是当他们将痛苦外化到别人身上时，他们自己就会摆出“占上风”的姿态，比如自大、傲慢或有攻击性。然而，掩藏其下的却是被否定的痛苦、羞耻、恐惧、悲伤或无能感。难怪男性会习惯性地将自己不愿承认的痛苦外化并强加给他人。他们在社会上制造大量暴力事件，寻求刺激，喜欢冒险，而且表现出了不成比例的外化失调症状，包括间歇性暴发性精神障碍（简称IED，比如暴怒）、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简称ADHD）、酗酒和药物滥用等。

无论性别，那些认为自己成功、有能力、坚毅、坚强且坚韧的人往往会否认自身的创伤。为什么？因为创伤是我们自我认同的品质的阴暗面。这些品质的对立面，比如无助、脆弱、软弱、无力和失控定义了创伤。这种动因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男人承认自己失去动力通常意味着他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男子气概。

尽管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在文化上被社会化了，我们偏好、重视和认同的是“男性化”特质，同时忽视了“女性化”特质。这种两极化的对立呈现出了多种样貌：强与弱、理性与感性、强大与弱小、加害者与受害者、自立与贫困、控制与被控制等。我们也在我们共有的精神和身体及“压力大”和“受创伤”状态的并存中发现了这种对立。

心理治疗师特里·里尔（Terry Real）将这种对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