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压力-创伤连续体

我们（个人或集体）对“压力”和“创伤”事件的理解、比较、判断和评价是一项由我们的思考脑完成的工作。因此，我们的思考脑对“压力”或“创伤”经历的认知受到了我们的家庭、组织、社会范式、信仰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总体来说，我们往往会认为“压力”和“创伤”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的确，我们的思考脑区分了“慢性压力”（如长期工作狂）和“冲击性创伤”（如海啸、车祸或恐怖袭击等），又将这两者与“发展性创伤”（如在虐待或忽视自己的家庭中长大）和“关系型创伤”（如骚扰、歧视，以及建立在虐待或成瘾行为基础上的关系）区分了开来。

此外，在这些问题上拥有专门知识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等专业人士也倾向于分别研究“压力”和“创伤”。

例如，研究压力的研究人员通常会进行动物研究，专注于加强应激反应和压力相关疾病的特定生物学机制。此外，他们可能会专门研究“精英表现”，例如，与精英运动员和特种作战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游骑兵和绿色贝雷帽等）一同开展研究。后者希望了解如何提高身心系统在高要求或极端压力环境下正常发挥功能的能力。

而另一方面，研究发展性创伤和关系型创伤则是家庭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儿童心理学家和创伤研究者的职责所在。这些专业人士试图帮助人们应对过去（或当下）的创伤事件，从而让他们感觉好起来，并且能够进行日常生活。此外，这些专业人士可能会研究创伤连续多年的自我表达机制，以及被我们称为创伤再现（trauma reenactment）的自我重复机制。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专业人士会对家庭暴力、再次犯罪、成瘾、饮食失调或自杀等行为进行专门研究。

由于这些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接受的是不同学术领域的训练，他们在不同的期刊发表论文，参加不同的会议，专注于压力-创伤连续体的不同部分，所以我们认为压力和创伤有区别而且需要完全不同的策略或治疗手段的想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当大家在根本原因上形成了不同的集体认知时，我们自然会认为自己应对的是不同的问题。

然而，对压力和创伤分别概念化的做法掩盖了它们所共有的一个神经生物学基础。压力和创伤并非某个事件所固有的，它们是一种连续的内在身心反应。在遭遇威胁或挑战时，人们在压力-创伤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他们的生存脑通过神经感觉对这一事件的无意识评判，而不是由他们的思考脑对该事件的有意识判断、评估或分类所决定的。

这样一来，每当遭遇威胁或挑战时，我们是否会经历压力或创伤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当前我们耐受窗的宽度。

这就是为何当一个13人小队遭遇伏击时，我们可以确定这13个人会出现不同的身心反应，因为他们的耐受窗有13种不同的宽度。此后，他们还会用13种不同的反应来应对这次伏击带来的压力和创伤。

此外，无论我们经历的是压力还是创伤，除非我们在这之后能够完全恢复，否则我们就会产生非稳态负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得到充分恢复的前提下，我们最终还会出现失调，即身心系统不再处于正常稳态时的身体、情感、认知、精神和行为上的不适症状。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的思考脑倾向于将慢性压力、冲击性创伤、发展性创伤及关系型创伤看作不同的问题，但它们给身心系统造成的影响却是相同的。

如果它们的影响如此相似，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总是区别对待它们呢？简而言之，这是因为很多有能力、有抱负的人很难承认他们的身心系统有脆弱的一面。

能力突出且有成就的成功人士及他们所在的行业头部机构无疑是认可“压力”的。事实上，我们倾向于将“压力大”视为一种荣誉的象征，它证明了我们的成功与成就。在我们的共同认知中，“压力大”意味着这个人的工作量大、日程安排得满、非常忙碌且绝对重要。“压力大”不过是身为“宇宙主宰”的他们的一个副产品罢了。

否则，为何我们很多人都会吹嘘自己前一天晚上只睡了几个小时，上一次回家时孩子还没睡觉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情，自己要同时应付各种不同的活动和要求，或者我们已有很多年没享受过一个完整的假期，甚至一个完整的周末？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把自己的压力浪漫化了，甚至对它的抱怨也是带着谦虚的炫耀。

同样，我们大家都在社会上传递着这种矛盾的信息：尽管我们声称健康、人际关系、家庭、社区及“工作-生活平衡”很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在赞许和褒奖那些在上述方面不平衡的人。

我们给自己和下属设定了不切实际的最后期限，加剧了工作中的这种不平衡。那些失调的工作狂或那些焦虑的、事无巨细的主管得到了奖励，那些不会把裤子拉链拉上、有过骚扰行为的高管或那些制造了不利于员工健康的有害工作环境的专横领导得到了提拔。

当我们允许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比他们能在一天剩余时间内所能完成的还要多的时候，特别是在他们还要参加课外活动、锻炼身体、自由玩耍并且要保证充足睡眠的情况下，我们也将这种矛盾的信息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

在这个仓鼠轮中，我们鼓励父母让他们的孩子参与有组织的活动或课程，哪怕是在上幼儿园之前。在另一方面，很多活动机构也在宣传它们的学前和课余项目，而家长们则认为这是一种物有所值的日托替代方式。以孩子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的昂贵养育方式是当前主流的育儿模式；事实上，如今外出工作的母亲用于照顾孩子的时间和20世纪70年代的全职妈妈一样多。[2]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父母都表示，他们不喜欢孩子们超过常规安排的生活节奏。他们痛恨大多数的下午、晚上及整个周末都要和孩子们待在一辆车里来来回回地奔波。他们恨不得孩子们马上就能拿到驾照，好让他们避免这样忙乱的烦扰。父母和孩子们都一样匆忙和疲劳。

我们也想与众不同，但我们也担心，如果我们不能全情投入仓鼠轮中的生活，我们就要承受一些可怕的后果：破坏孩子们在幼儿园到研究生阶段进入名校的机会，阻碍我们自己获得想要的工作、晋升或职业回报的机会。如果我们无法接受每一次邀请、会议、演讲、鸡尾酒会、邻居的烧烤及孩子同学的生日会，那么我们的个人和职业关系网就会受损。我们甚至为这种心态创造了一个缩写——FOMO（the fear of missing out），也就是对错失的恐惧。

然而，在把“压力大”等同于有能力、成功、忙碌和重要的同时，我们也在无意中断开了压力与其最终结果之间的联系。

总的来看，个体的选择及整个社会的矛盾信息在以种种方式让我们制造非稳态负荷，产生与压力相关的生理与心理疾病并表现出其他失调症状，人类往往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我们割裂了应对“压力大”的生活方式选择与它给我们的身心系统、人际关系、社区和我们这个星球造成的后果，我们不太可能对自己促成不理想的结果的行为负责。

这种割裂在创伤方面的影响更大。

正如第1章解释的那样，当生存脑无意识地认为我们在压力之下无能、无助和失控时，创伤性压力就会产生。虽然受到创伤难以完全避免，也是我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