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不良经历

在代际间传递压力和创伤的最后一个相关因素来自儿童期不良经历，例如生理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或情感和躯体忽视、家庭暴力、精神疾病、成瘾行为、监禁、父母离异或分居等。表观遗传变化、父母的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父母在其一生中经历的创伤和不良经历，与他们的后代所遭受的儿童期不良经历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首个儿童期不良经历研究是由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恺撒健康促进组织联合开展的。这项研究请圣迭戈地区25 000名恺撒健康促进组织的患者回答有关他们18岁之前的儿童期不良经历的10个问题，约有17 500名患者同意参与研究。[9]接着研究人员对比了患者的调查结果与他们的医疗和精神健康档案。

这项研究对于强调儿童期不良经历的普遍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参与者来自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拥有凯撒保险。这说明他们在经济上有保障且工作稳定，而且他们中有四分之三是白人。尽管他们并不是我们所预想的具有较多儿童期不良经历的群体，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只有36%的人表示自己没有遭遇过儿童期不良经历。[10]相反，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在童年时曾多次遭遇身体虐待，八分之一的人曾目睹过针对自己母亲的家庭暴力或虐待行为，近30%的女性和16%的男性表示他们曾经被比自己大至少5岁的人性骚扰。八分之一的人给自己的儿童期不良经历打出了4分或更高的分值，这意味着他们经历过多种类型的童年不幸。

自那项研究开展以来，有关儿童期不良经历如何影响儿童的学习和行为问题以及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实证研究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表明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影响具有累加性：一个人遭遇不良经历的类型越多，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得分越高（分值跨度为0到10，后文简称ACE得分），这个人在童年出现学习和行为问题并在成年后经历身心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ACE得分在4分及以上似乎尤其能预示接下来的不良影响。

很少有研究会去调查儿童期不良经历对低收入群体、城市人群和少数族裔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的证据呼应了第6章里有关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的研究结果。正如来自少数族裔或较低的社会经济水平会增加不安全型依恋模式形成的可能性一样，来自这些背景的群体经历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可能性也会提高。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我们考虑第2章与贫困和种族主义相关的关系型创伤造成的影响数据的时候。

一项研究追踪了一群少数族裔儿童（其中93%为非裔美国人，7%为拉丁裔），他们于1979年或1980年出生在芝加哥的贫困家庭。[11]在授受研究的1 000名儿童中，只有15%的ACE得分为0，而最初在圣迭戈开展的儿童期不良经历研究中的这个比例为36%。相反，超过三分之一的研究对象的得分在3分及以上，而圣迭戈研究中的这一比例为22%。

与普通人相比，高压职业可能会吸引更多具有较多儿童期不良经历的人士，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这些职业从少数族裔和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人口中进行招聘的模式。例如，和普通公民同辈人相比，在1973年以来的全志愿兵役制（AVF）时期中服役的美国军人更有可能经历过儿童期不良经历。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6万名在征兵和全志愿兵役制时代参加和未参加过服役的美国人。[12]

在全志愿兵役制时代，和没有参军的男性相比，服兵役的男性中经历过儿童期不良经历的人的比例相当高。[13]只有27%的军人ACE得分为0（未参军男性中的这一比例为42%），另有27%的军人的ACE得分为4分或更高（相比之下，未参军男性的这一比例为13%）。相反，在征兵期间，有无参军经历的男性的ACE得分并没有显著差异，唯一的不同在于军人家庭的吸毒可能性明显低于非军人。

女性的趋势则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是被征召入伍的。因此，两种兵役制下的女性军人经历多种儿童期不良经历的概率更高。在全志愿兵役制时期，31%的女性军人的儿童期不良经历评分为0（非军人女性的这一比例为37%），而28%的女性军人的得分为4分或更高（非军人女性的这一比例为20%）。征兵时期的分布情况与之类似。

这些发现与早期研究一致，表明军人可能经历过更多儿童期不良经历，因为他们会通过参军逃避暴力、虐待或失调的家庭环境。[14]尽管其他高压职业尚未得到如此系统性的研究，但现有数据表明他们在后续的研究中也会得到相似的结果。[15]

实际上，所有这些实证研究可能低估了儿童期不良经历的真实影响。这是因为许多其他类型的童年创伤并不在儿童期不良经历调查范围之内，比如霸凌、贫困、种族主义、父母的死亡、无家可归、领养，抑或在事故、火灾或自然灾害中幸存下来等。此外，成年人尤其是男性往往会低估他们的儿童期不良经历。[16]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第2章所讲，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广泛存在着对创伤和精神健康问题等的否认。这种低估的趋势在高压行业中可能尤为严重，因为报告这种经历的方式可能会破坏一些人获得安全许可[17]的机会。

例如，尽管我有过许多儿童期不良经历，然而无论是在服役期间或退役之后，我从来都没有向军队医疗系统或医生报告过这些经历。当时，我甚至不知道何为儿童期不良经历，也不知道它们对我的神经生物学属性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托德和胡里奥的儿童期不良经历评分也很高，他们同样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影响，直到他们接受了MMFT训练。在与MMFT参与者进行的数百次一对一对话中，我常常会发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的思考脑尤其有可能忽视、无视、贬低我们对童年压力和创伤形成的响应模式。正如第2章所讲，我们的思考脑不想关注过去的痛苦和我们为缓解痛苦而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更愿意关注未来，例如，我们的人生目标或提升自尊的外在因素（比如名誉、强壮的身体、人际关系或财产等）。

尽管如此，这些童年模式将继续损害我们成年后调适压力和负面情绪的能力，尤其是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时候。此外，由于成年人治疗压力障碍和创伤的手段通常针对的只是最近的事件，所以临床医生和患者个人很容易忽略回顾童年经历对制订今天的最佳治疗方案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