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耐受窗的第一种途径

第2章中的托德、第5章中的胡里奥及我本人都是因为儿童期不良经历和发展性创伤而缩小了自己的耐受窗。正如我们这些不同的故事表明的那样，第一种途径非常复杂，它涉及跨代效应，以及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多种复杂交互作用。

正如第3章所解释的，环境影响和习惯可以导致我们的DNA及其周围的蛋白质发生变化，造成表观遗传变化。这些表观遗传变化可以开启或关闭基因表达，对我们的身心系统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尽管我们的基因可能倾向于某种特定的属性，但这种属性是否能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和习惯。儿童期不良经历与许多有害表观遗传变化有关，正如第3章所述，这些变化也可以传递给后代。

此外，正如第6章解释的那样，应激唤醒具有传染性。具有不安全型依恋模式或耐受窗较窄（或缩小）的父母更有可能给他们的孩子创造出这样一种环境条件，使他们和自己一样形成不安全型依恋模式和狭窄的耐受窗。[1]因此，慢性压力和创伤可能会通过我们在童年时与父母或其他重要照料者形成的依恋关系产生跨代效应。

在帮助孩子发展应激唤醒和产生负面情绪之后的自我调节与恢复能力方面，父母发挥着重要作用。[2]当这种发展被我们早期的社会环境所破坏时，它就会在我们的神经生物学特质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模式，奠定了狭窄耐受窗的烙印。

例如，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的母亲，特别是当她们还要应对家人药物滥用问题或伴侣的胁迫和虐待行为时更容易罹患产后抑郁症。[3]反过来，当孩子尚在子宫中或是才出生几个月时，如果母亲患有抑郁症，那么这个婴儿可能会表现出压力激素系统（HPA轴）失调，出现过敏症状。实际上，这种情况降低了婴儿的痛苦阈值，对其腹侧副交感神经回路的发育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处理自己未解决的创伤或损失时，父母尤其难以协调自己的婴儿和孩子的需求，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孩子形成不安全型依恋模式和狭窄耐受窗的可能性。实际上，父母的慢性压力和创伤在每个家庭中都有反映。

最近的一项针对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家庭的调查突出表明，父母的慢性压力和创伤、狭窄的耐受窗及不安全型依恋模式，可能会通过压力传染在各代人之中产生影响，让自己孩子的耐受窗也变得更窄。[4]尽管这项研究调查了家人参加战争造成的影响，但重要的是要记住，父母任何未解决的创伤或损失都可能会带来有害的跨代影响。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考察了家庭成员在父亲从战地返回后两年多时间里的几次互动。研究人员发现，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母亲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存在重要联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孩子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症状和行为问题。在父亲退伍一年后，孩子更有可能出现内在的问题，比如抑郁症或焦虑症。然而，在父亲退伍两年后，孩子却更有可能表现出外在的问题，比如攻击成性、经常撒谎或违反规则。

尽管如此，并非在所有的家庭都能看到这种有害的连锁反应，父母的依恋模式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那些父母采用与安全型依恋模式有关的行为（例如表现出强大的情绪调节能力，在彼此之间与孩子之间进行积极的互动）的家庭中，父亲在战场上作战的不良影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传递给孩子时被弱化了。相反，在父母双方都缺乏情绪调节能力的家庭里，他们更有可能对彼此和自己的孩子表现出胁迫行为，从而加剧了他们的创伤给孩子造成的连锁效应。

其他研究也印证了这种压力传染的跨代效应，这种效应可能是由父母狭窄的耐受窗造成的。[5]例如，和父母没有经历过纳粹屠杀的孩子相比，幸存者的孩子更有可能在成年时出现压力激素系统失调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和抑郁症。同样地，和父母没有经历过多次军事部署或出现与作战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孩子相比，那些父母身上存在这些问题的孩子罹患抑郁症、焦虑症、多动症和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明显更高。[6]我自己的家族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祖父WD是一名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步兵士官，两次战争期间他曾在德国的战后占领区服役。军旅生涯结束之后，他明显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尽管当时没人给他做出这种诊断，此外他还染上了赌瘾。他和我的祖母玛丽都是烟鬼和酒鬼。尽管没有得到诊断，但正如她和我的父亲后来向我描述的那样，玛丽的行为表明她也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而这导致她在状态最好时给予孩子的照料无微不至，而在状态极差的时候又会虐待和忽视孩子。作为他们唯一的孩子，我的父亲迪恩总是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其失调行为的影响。

当我父亲向我和我的姐妹谈论起他的童年时，他总说那是一段“充满冒险的生活”。例如，在他3岁时，他的父母将他一个人送上了开往北得克萨斯的火车，让他和其他亲戚团聚，而WD要在那里为前往太平洋战场服役做准备。他们在他的夹克上别上一张便条，这样列车员就可以知道该在哪里让他下车。6岁时，他和玛丽搭上了一艘二战结束后不久开往德国的美国客船。在那里，他目睹了WD在战后黑市上的狡诈行径。他在保镖的护卫下骑摩托去当地德国学校上学，这名保镖是一个名叫蒂尼的65岁切诺基印第安人，他的名字似乎和自己的身份不太和谐[7]。保镖负责在去纳粹化运动中保护他的安全。7岁那年，他们全家去法国度假，途中车子抛锚，一名不称职的机械师不小心把车子点燃了，而此时我的父亲就睡在汽车后座上。

20世纪50年代，因为参与华盛顿阿纳卡斯蒂亚地区的帮派活动，我的父亲险些被关进少管所，之后他终于去了西点军校念书。从1966年起，他在越南服役了近2年，起初是南越作战部队的军事顾问，后来又与美国部队一起，执行大规模搜索和破坏活动。1968年秋，他进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那里他遭遇了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敌意，他的公寓也遭到了破坏。我相信：对他来说，在哈佛大学的那些年给他带来的心理痛苦比在越南打仗期间更严重。就在这个时期，我的父母结婚，母亲怀上了我。

我母亲的童年同样充满挑战。5岁那年，她在6个月之中先后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和小妹妹。当时，她正和她3岁的妹妹贝蒂露一同坐在野餐凳上，贝蒂露突然毫无征兆地停止了呼吸，倒在地上，然后就死了。（这家人至今都没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理解的是，这对我的母亲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创伤，而她从来没有真正从中恢复过来。连续失去两名至亲之后，为了养育我的母亲和她的哥哥迪克，我的外婆去做了服务员，这是她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因为她是英语文盲。我的母亲靠着曲棍球奖学金读完了大学，成为她所在大家族中第一个完成高中学业并考入大学的人。

1970年6月，我的父母搬到西点军校附近，我的父亲被安排在该校教书。就在搬家前不久，我的母亲尚怀有5个月身孕的时候，她的爱犬被车撞死了。由于她畏惧死亡，加之痛失自己最重要的情感寄托之一，所以她非常伤心。我的母亲陷入了极度抑郁之中，以至我的外婆和医生都担心她会失去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

我出生时患有黄疸病。我的父母后来回忆，我一哭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几乎能哭一整晚。那时，我的父亲正在用辛苦工作、酒精和烟草来疗愈他那尚未得到诊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