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不良经历后的应对方式

我们遭受儿童期不良经历后的应对方式同样导致了耐受窗的缩小。每当面临压力或创伤事件时，我们会用自己当时拥有的所有可用工具来应对它。有些工具是内在的，比如我们的体格和力量、智慧和受过的教育、自我调节能力或信念。有些工具是外在的，比如我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财务资源或整个制度内部的权力等。

认识到这些，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我们的成长和时间的推移，我们从内部和外部获得的工具将会增多。实际上，婴儿和儿童掌握的工具是极其有限的。他们还没有形成大部分的内部工具，同时他们也无法获得太多外部工具。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在童年遭受太多不良经历的人来说，在只有极少的内外资源可用时，我们便会发展出强大的、根深蒂固的生存策略。由于作为未成年人的我们都很弱小，所以我们无法真正在身体上保护自己。我们的思考脑尚未发育成熟，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上而下的自我调节，帮助我们在产生应激和紧张情绪之后放松和恢复。我们也还没有推理和换位思考的能力去理解我们遭遇的冷落和虐待行为实际上与我们自己没多大关系。对我们中的部分人来说，向成年人求助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长期应激唤醒呢？作为几乎没有什么内外资源的孩子，我们该如何求生呢？

好吧，我们可以通过隔离、抑制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或者与身体断开并退回头部来忽视自己的感觉。我们可以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错，我们在（请自行填空）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我们会陷入沉思，忧心忡忡。

我们会试着用几种可用的方式来控制自己，例如，控制我们的饮食摄入（过多或过少）或养成像拔自己的头发之类的强迫性习惯。

我们可能会屈从于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惹是生非，我们的做法是顺从或讨好他人，去实现我们的生存这第一要务或满足我们的需求这第二要务。我们也可能会让自己“隐形”或生病。

我们会用电视、书籍、电子游戏、移动设备、食物、尼古丁、酒精或其他物质让自己逃避、转移注意力、游离或是麻醉自己。我们会吮吸大拇指、摇晃身体、撞自己的脑袋、尿床或躲在被子里。

我们可能会通过发脾气、霸凌他人或打架、破坏规矩、撒谎、吸烟、乱交、滥用酒精和毒品、盗窃或参与暴力活动来表露自我。最终，在绝食、割伤自己或企图自杀的过程中，我们都会伤害自己。

例如，为了应对我早年经历的创伤事件，我曾常常用头撞击墙壁。我的父母告诉我，在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从自己能在婴儿床上坐起来开始，我就开始了这样的撞击。尽管我为此感到羞耻，并且自进入中学起就反复尝试摆脱这个习惯，但在步入成年后，我还是会在压力较大时偶尔这么做。虽然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但我还是将这个习惯作为我的主要应对策略之一，因为它给我提供了自我安慰，而且不着痕迹，也不会牵涉任何影响我的警惕性或判断力的药物。

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应对机制可能看起来很“幼稚”。诚然，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们的确如此。我们应对压力的这些做法实际上释放了一个信号，即我们正在采用一些最古老的应对技巧，那是我们幼年时就掌握的手段，但当时的我们还不具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智力、情绪、身体、精神和人际关系资源。

然而，由于我们教会了自己利用这些手段应对童年时期的压力和创伤，所以成年后继续依赖这些方法的吸引力依然非常强烈，特别是当我们遭遇压力、感到疲惫、睡眠不足或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这也是行动上的神经可塑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刻意去选择那些我们今天所拥有且可利用的内外资源的应对方法，却依然会采用默认的方式，在遭遇压力或受到刺激时回归那些古老的应对习惯。我们在童年的慢性压力和创伤时期形成的“大峡谷”是所有“峡谷”中最幽深的那个。

不幸的是，这些习惯往往会让我们的耐受窗变窄。这是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应对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不能真正帮助身心系统从压力和创伤中彻底恢复。尽管它们能在短期内缓解我们的痛苦，但它们无一能真正释放压力，提供切实的修复。因此，我们的耐受窗依然保持着狭窄的状态，并且给我们制造了更多的非稳态负荷，进一步限制了我们未来应对压力时可以采用的策略范围。